论文性别视角下当代儿童文学中异装书写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儿童文学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儿童文学》作品 短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新时期以来,社会主流性别话语从打破“统一”到强调 差异再到多元趋向的生发,几经变迁；在文学创作中,聚焦“异装”现象的作品作为明确质疑传统性别话语的文本典型,自觉探讨了旧有的二元对立式性别话语对个体发展所造成的束缚.当前,对成人文学范畴内的异装文本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着重探讨“个体人格发展、主体意识建构”的儿童文学中的该类作品在国内却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类文本反映了不符传统性别观期待的、尤其是有明显异装倾向和异装行为的少年在生活中遭遇的种种现实困境,带有抵抗二元对立性别观的底色.而这种“抵抗之声”不单体现在作品的内容情节上,借用多种叙事策略从“形式”上赋予作品“质疑性和开放性”的内涵亦是这类文本的显著特色.本文将借用性别研究视角,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的代表性异装文本进行分析重读.
一、儿童文学异装文本中的“性别麻烦”及其戏仿性
在儿童文学异装文本中,儿童自我性别认知的困境往往格外显著,而主流性别观对个体的规训因为对象是儿童的缘故也显得更加“名正言顺”,有异装倾向的儿童往往都有被迫接受“性别矫治”的经历.儿童文学异装书写着重呈现了这些异装儿童在主流性别话语包围下,尤其是接受强制矫治后的自我认知困境.以杨红樱的《假小子戴安》為例,主人公戴安听从老师的建议头顶书本走直线、穿裙子、改造自己的言谈举止时,发现这个过程难以完成甚至十分痛苦,哪怕其中夹杂了强烈的“寻父”和懵懂的爱情渴望带来的驱使力,她仍然被“训”成了不知该如何迈步和行动才好的木偶,而直至文末戴安也还是假小子.异装文本往往传递出这样的认知困境：当性别成为我们必须的、首要的身份时,对自己的性别认知模糊者会陷入存在虚妄的迷惘和痛苦中.正如戴安感受到的那样：
以前她看不像男孩子的李小俊不顺眼,现在李小俊看不像女孩子的她会不会也不顺眼?从来都无比自信的戴安,第一次在心里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在儿童文学异装文本中,“心理学”往往作为一种“科学”的元话语成为判定异装者“不正常”“有病”的最有力注脚.如《美丽心灵》中心理医师父亲就柳志颖的矫治对欣兰作的指导：
“柳志颖患的是性转换症,是性变态的一种等人的性别是自然形成的,不可能人为地进行改变.即使用手术的方法进行改变,也只能变成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国外资料曾报道有些人术后后悔,认为是个错误.因此,我觉得改变性别的想法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只有顺其自然,才能生活得幸福愉快.如果逆规律行事,不仅不会做好,还容易使自己陷入泥潭,左右为难.变性是一条痛苦之路,希望你不要走下去.”
“对柳志颖还可以采取厌恶疗法,在左手腕上套一橡皮圈,每当内心产生强烈 时,即用力扯拉橡皮圈,造成剧烈疼痛.如果仍然不能自控,则可一面继续拉弹橡皮圈,一面想象自己因为此事带来的麻烦,被人嘲笑的丢人场面,直到有效地把自己的冲动抑制下去.”
文本以“科学知识普及”的性质作了这段叙述,而事实上新近的科学研究结果却并非如此.在自然科学话语之外,人文社科学者对这种医学元话语现象质疑颇多.福柯曾指出,现代社会中人被视为标准化模式下的机器的书写,而这一书写由两大领域共同完成,“一个是解剖学一形而上学领域.笛卡儿写了有关的最初篇章,医师和哲学家续写了以后的篇章.另一个是技术一政治领域.它是由一整套规定和和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人体运作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的”.拉康亦认为：“解剖学的区别并不等于性别差别,但是解剖学的区别塑造性别差别,成为性别差别的唯一标准.”一定时空内的自然科学研究往往和社会主导文化以及国家暴力之间存在合流的可能.长期以来,解剖学结论在强制性异性恋的父权话语场的运作下成为压抑性少数群体最有力、最难抗辩的“证据”支持.在《假小子戴安》这一作品中,最具质疑意义的书写体现在这样一个细节：艾薇觉得 已发育的假小子戴安比温柔的自己“更女人”,罗莉娜便教艾薇在胸衣里垫海绵使她更“像”女人.下面这段对话很有意思——艾薇问“我还没有,怎么戴呀?”,罗莉娜回答“你去买一个有海绵垫的,不就有了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如果你的胸脯平平,男生们会觉得你一点女性的魅力都没有.”上述对话透露出被固化的性别话语实质上是依凭着现代医学话语却越过医学话语对 官的定义,其内核是通过男权的棱镜审视女性身体.然而,得以“高分”通过这种男性目光标尺审视的“真相”可能只是 的“一团海绵”.即使我们认同性别二分,发育亦有早晚和程度的差异,为了通过“审察”而制造身体假象的例子至少说明了和性别相关概念的固化对个体自由发展的伤害及其无视个体差异的荒诞性；而小说《美丽心灵》的前述引文中“父亲”坚决治疗态度的背后,是对个体自由选择权的无视,这段传统心理学定论下的矫治指导字里行间充满了二元对立的性别结构观,以及对异装、易性、同性恋者的贬抑,甚至隐含着对性少数群体的威胁：“如果不‘正常化’,就是异类,就会生活痛苦.”然而事实也如他所说,性少数群体的痛苦其实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既然如此,为何改变的必须是他们,而且不惜动用这般“自残”式的痛苦疗法?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尽管男权社会话语中 都受到伤害而不得自由发展,但其中女性承受的压抑是双重的,她们往往成为异性证明自己的工具和必须被打上弱者烙印的一方.在《假小子戴安》中,“男生女相”的李小俊的性别矫治过程就比戴安顺利得多,其矫治方式为通过暴力征服男生以获得同性认同,希望通过击败戴安来获得男性的自我性别认同：
李小俊第一次打架,就把肥猫的鼻血打出来了,从此赢得肥猫的敬重,视为知己.
李小俊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怕戴安,他甚至想和她较量,那样他更能找回男孩子的感觉.
戴安最初在文本中扮演着李小俊“心理父亲”的角色,她用暴力和贬斥的方式拆解了李小俊的“女性”身份建构.如此,李小俊在心里渴望打败戴安就更可以理解,父权社会促使俄狄浦斯情结的萌动——击败“父亲”意味着男性的成长,更何况这位“心理父亲”并非真正的年长男性而是个女孩,“击败她”在意识形态压力下就具有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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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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