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野草中潜在过客话语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潜在过客话语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过客的句子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表面看来,鲁迅散文诗集《野草》独立篇章的书写往往貌似散落一地的原子组合,从意义建构方面很难结合具体描述/意象找寻到有关的严谨系统性和丰厚凝聚力,而实际上,即使不采用诗学、“立人”、国民劣根性等宏大字眼,我们或许依旧能够发现更多特殊而有意味的内在关联,甚至是某种话语建构（系统）.举例言之,比如其中的“过客”话语.
在我看来,《野草》中的过客话语/系统主要可分为三阶段,也即前过客（尤其是以《求乞者》为中心）、过客（代表文本《过客》）和后过客（《死后》）；而若从话语的形态特征而言,显在和潜在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层面.相较而言,论者往往对显在的《过客》研究甚多,而往往缺乏对这种过客话语的线性把握.反过来,其中的过客话语反倒有助于我们理解有关文本甚至是《野草》的丰富性以及鲁迅创制的别具匠心.
不必多说,《过客》作为一个鲁迅耗时持久且相对开放的文本,其实有其独特性和复杂性.在我看来,其丰富性和歧义性恰恰是和它的“未完成性”所带来的暧昧性息息相关.从此意义层面来看,文中的三个人物既有差异性,又有内在关联；从身份执著角度看,正是通过主客身份的流动和置换,鲁迅既强调要警惕堕落,又暗涉了“立人”乃至立国的可能路径.同样,在反抗绝望的补充和路向层面上,过客又呈现出迎拒的暧昧,而“西”未必就不包含了修正过的西方现代性.某种意义上说,过客在坚守中有一种自我放逐（self-exile）的精神追求,他在绝望中反抗绝望①.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过客同样需要一种动力补偿,他聆听并遵从“声音”的召唤,但从内部机能来看,他也需要补充能量,可是这种补充机制又是暧昧的.②
簡单而言,我们可以把“过客”精神归结为“在路上”.如略作区分,“在路上”又可分为两重：1.行走的坚定姿态；2.在路上的阶段性,好比“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若从这个层面思考,“过客”精神其实本身就是有它暧昧性和坚定性并存的繁复面孔的.但鉴于本人已有专文对《过客》进行分析,本文的侧重点则更是潜在的过客话语描述——前过客和后过客的话语分析.
一、前过客批判：和自我的遭遇
细读《野草》相关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在《影的告别》和《求乞者》之间固然有一种彷徨意绪的勾连性和共通性,但同样其中亦有行走的主题连缀,如《影的告别》中,“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求乞者》中则一再出现“走路”意象（7次）.将视野拓展开去,如果说《死后》是过客主题的后续,除了剑指国民劣根性,其中的方向之一是探索死后“坟”的归宿的荒诞性和无地可逃；那么,《求乞者》则是过客的前身,缕述过客走路过程中的独特境遇和省思.
某种意义上说,《求乞者》中“我”的身份更多是一个过客,走路者.他是在一种枯干瑟缩、漫天灰土的环境中前进,而此时他遭遇了求乞者.简单而言,这里的求乞者一类是孩子们的求乞——他者求乞；而另一类则是有强烈的主体介入的“我”的求乞.当然,文本中过客对于求乞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拒绝,不仅拒绝了他人,甚至也断绝了自己求乞的退路.
不仅如此,过客对“求乞”也进行了深入的反省——比如批判他者求乞中体现出的“奴隶道德”,同时也痛恨“做戏的虚无党”,而更独特的是,鲁迅从未将自我批判人为屏蔽掉.因此,除了拒绝奴性和虚伪以外,还包括自我的强烈介入,其中亦可分为两个阶段：
1.指向自我.陈安湖将文本中“我”的拒绝施舍角色视为鲁迅的一种反串,并借此批判其可鄙性,这样就剥离了鲁迅和拒绝“人道主义”援助罪名的关系,“作者串演这样一个角色,表面上处处表现他的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其实处处以夸张的笔墨,凸现他冷酷无情、骄横无理、以势压人的一面,把他漫画化,使其成为一个可憎可鄙的人物.这是作者讽刺艺术的一大特色.”然后“作者的反串到此为止,随后是角色的转换,反过来扮演了孩子一样的求乞者,以一个叛逆者、战斗者的姿态现身了”③.在我看来,陈相当善良地将“我”拒绝孩子们的求乞视为是一种角色反串,借此似乎为“民族魂”鲁迅开脱,其用意虽佳,但似乎并未真正符合鲁迅本意.在我看来,其中的“我”就是鲁迅自我的化身或投射——他之所以不布施并非因为他不热心助人,而是另有原因.
窃以为,文本中的“我”既是拒绝布施的主体,又是反省的对象,同样也是被拒绝的对象,其中的连缀意象之一就是“夹衣”.毫无疑问,“我”是穿着夹衣的,鲁迅在书写两个求乞的孩子时用了同样的语汇“也穿着夹衣”.毋庸讳言,这里的夹衣不仅仅指向物质层面的御寒性,同时又隐喻了“我”和孩子们部分共享了某种文化、精神的逻辑结构外衣,这意味着“我”和求乞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另一层面则来源于鲁迅先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解剖的习惯,如其所言,“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批评虚假的求乞的孩子们原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和虚伪）的表现；同时鲁迅从未将自己排除在外,只是高高在上、指指点点,他却是苦心孤诣自剖,和广大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2.如何反省?鲁迅对“我”的求乞有所预设,“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等”也明晰会有怎样的结果,“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换言之,“我”求乞的结果之一和“我”拒绝布施的结果并无二致,这种重复强调了鲁迅对做戏的换位思考型批判,结局自然也该一样.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他给出了“我”的独特坚守,“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等我至少将得到虚无.”易言之,“我”以真实和原生态求乞,可以得到有尊严的“虚无”,而且,这还只是底线.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做法是“我”对另一半自我的否定和批判,当然升华一点,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劣根性的双重否定,“对‘求乞者’自我的自谴自责,毫不可惜的决裂,甚至于彻底的否定,则预示出：鲁迅力图从对现实自我的历史性扬弃过程中,达到对整个封建传统文化及由这种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构成的整个现存秩序的全面否定,并在这种双重否定之中寻求历史的变迁,把握人生的真髓！”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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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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