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鲁颂创作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鲁颂创作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周颂鲁颂商颂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春秋时期,文学进入到了全面发展和成熟阶段,创作思想亦走上了自觉之路.以《诗·鲁颂》观之,《駉》《有駜》《泮水》《閟宫》四篇皆体现了创作的自觉意识,即创作题材选择的多样、文学表现手法的灵活、作者主体意识的增强.然而,针对这一文学自觉状况,研究《鲁颂》缘起的主流仍囿于义理意义上的解析和阐释,片面引证历代笺注,重视内容的章法,轻视文学观的演变.因此,本文从春秋文学自觉观角度考论《鲁颂》的创作.
[关键词]春秋；文学观念；鲁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4-0015-04
[收稿日期]2015-05-10
当代著名学者傅道彬先生谈及中国文学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中国文学真正的自觉时代不是汉代,更不是魏晋,而是春秋时代.”[1]（p.152）诚然如此！在这一时代文学自觉创作背景之下,此前史祝卜奉命记录历史与言语的权力垄断被打破,文学创作逐渐走上了更为广泛的发展道路.而以文学自觉观点考察《鲁颂》,众多研究者浸淫于以《诗序》为据,考辨题材、语言、内容等,如此就偏离了文学创作的正轨,难以展现真实的春秋文学状况,并且迷惑于考据之学的文献征引,反而远离了《鲁颂》创作的缘起.《诗序》毕竟与《鲁颂》产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差异明显,且常常是曲解《鲁颂》,甚至是穿凿附会,与诗意相去甚远.如果,不以《诗序》内容解读《鲁颂》,而以文学自觉观念来审视诗文本身,《鲁颂》创作缘起的迷雾会被剥去,展示在世人面前的则是完全不同的《鲁颂》.
《鲁颂》,首先是文学,而文学范围是广泛的,凡人之情感、志向之所在,都是文学浸淫的疆域.人性不同,所考虑的殊异导致所感殊途.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教风俗、典章文物,都是由其辖制下的各民族的情志、错综纂组、冲突调和铸成的.其次,《鲁颂》亦是历史的载体.春秋时代之兴衰必有其时代精神相与始终.而且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也必须基于政教风俗、典章文物、语言文字的全面发展和成熟.春秋时期,仍然延续着西周以来的诗歌反映政治得失的制度,发于人情之自然.伴随着“春秋时代发生剧烈的变革,不仅仅是春秋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文学在春秋时期亦已觉醒和发展成熟.
基于文学自觉观念的判断,春秋时代产生的《鲁颂》四篇,即是文学自觉观念下的以“诗”入“乐”,而“颂”乐体现的又是鲁国的政治风俗内容.沈文倬认为,颂是诗与乐结合的产物,“音乐的演奏以诗为乐章,诗、乐结合便成为各种礼典的组成部分”[2].而《鲁颂》四篇,原是关于神明的出宗庙乐歌,可以舞的歌,郑樵解释为“颂之辞严,其声有节,以示有尊,故谓之颂”,是宗庙祭祀之乐歌.但是,析之《鲁颂》四篇,却又如郑玄所言：“颂之言痛也,诵德广以美之”,赞美在位的鲁僖公有中兴之功业.因而,这是文学自觉观念下礼乐与政治下的有机结合.具体说来,有三方面成因.
一、春秋文学自觉观念下的《鲁颂》作者身份
“春秋时代文士集团的形成,是文学自觉的主体力量”[1]（p.154）.在这一历史时期,娴熟礼乐经典、擅长辞令问答的文士业已成为春秋时期传承礼乐文化的主力军,亦是春秋文学时代的开始.对此,赵逵夫主编的《先秦文学编年史·春秋部分》撰言,周幽王为犬戎所杀之后,周室逐渐衰微,“政由方伯,是为历史上春秋时代之开始,亦为春秋文学之开始”.同时,各诸侯国已有的贵族据有土地人民,政治上据有雄厚的实力,世世相袭,常执诸侯的政柄.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精神生活诉求.正是如此,《诗》中作者士大夫的名字常见之.
《诗》中诸多作品的作者上至君王,下至大夫、史官,但是缺乏详细的作者考证.如《诗·大雅·抑》为卫武公箴儆国人.按《国语·楚语》载：“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等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韦玄成注：“《懿》,《诗·大雅·抑》之篇也.”《诗·小雅·正月》篇,悯宗周灭亡,忧虑“携王”余臣与“天王”宜臼并立；《诗·小雅·雨无正》篇,伤悼宗周覆亡,人心离散.两诗皆为“周大夫作”[3]（p.427）,即周天子的大夫所作.各诸侯国中有秦国大夫为秦襄公作《诗·秦风·终南》篇,赞美秦襄公朝觐周平王受赐朝服的光荣.这一事实,《毛序》记载为：“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晋国大夫为晋武公作《诗·唐风·无衣》篇,《诗序》云：“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甚至女性贵族作者也出现在《诗》的作者行列之中.如《诗·卫风·绿衣》、《日月》、《终风》三篇,《毛序》皆言“卫庄姜伤己也”,乃卫庄公夫人庄姜所作.《诗·鄘风·载驰》篇,《毛序》云“许穆夫人所作也”,悯其宗国卫国颠覆而不能救.
以上诸篇,作者皆有史可查,但具体姓名却难以明辨.而产生于春秋时期《诗》之作者,有姓名者六：卫庄公夫人庄姜、许穆公夫人、郑公子素、秦康公罃、鲁国奚斯、史克.其中,《鲁颂》四篇作者就占其二.作者可考的文学文献意义,恰恰是对“诗三百”漫长创作过程中,“其主体部分还是春秋时期完成的”[4]真实写照.
奚斯为鲁国贵族.《鲁周公世家》记载：“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僖公等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另一记载：“奚斯,僖公时大夫公子鱼也,成公朝死.”[5]上述记载中,奚斯先是附于庆父,后成僖公时代大臣受到重用,这与其善于辞令之才华有密切关系.东晋李轨注《法言·学行》言,公子奚斯“鲁僖公之臣,慕正考父作《鲁颂》”.一语道尽奚斯的创作能力不容小觑.
史克,又称太史克.文献记载：“文（公）十八年,《左传》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宣公’,知史克鲁史也.”[6]实际上,史官不仅是一切政教典章的记录者,也是一切知识经验的保存者.由史官来创作并记录鲁僖公时期的文治武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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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魏晋时期玄学思想对文学自觉现象影响和作用机制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以抒发个人情感的辞赋创作为代表的魏晋文学，以建安文学的出现为标志，使文学本体从文史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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