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港口城市的政治背景微探是关于对写作锁国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锁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17世纪东亚暨中日韩港口城市的发展有着显著的国内外政治背景；一方面中日韩三国均遭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与影响,另一方面,三国又都倾力维护国内的“政治稳定”.明中晚期至清初的中国,政府严禁濒海居民“下海通藩”,以此建立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政治体制；江户初期的日本,幕府颁布“锁国令”,因而形成“闭关锁国”的发展模式；“壬辰战争”后的朝鲜,“南北交困”的国际格局使朝鲜王朝陷入被动“锁国”的发展困境.因此,各种政治因素交互影响并促成了此一时期东亚三国的“锁国”局面,且在此背景之下形成了广州、长崎、釜山“一口通商”的贸易格局.
关键词：中日韩；港口城市；闭关锁国；政治背景
中图分类号：K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3）04-0032-08
17世纪的东亚世界仍处于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政治格局下,以港口城市为媒介的贸易方式亦被称作“朝贡贸易”.因此,诚如包乐史所说“每个旧世界的商业中心都再现了它们各自服务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筹谋擘划” [1]112,此一时期东亚三国港口城市的发展被打上了极深的“政治”烙印,对港口城市发展政治背景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东亚三国港口城市的发展在此一时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明中晚期至清初的广州,在历经漫长的“闭关锁国”时期及“明清鼎革”的政治变局下,仍能在长时段内保持着完全或有限的对外贸易交流；江户初期的日本,德川幕府颁布宽永“锁国令”,实行锁国制度,唯存长崎一港维系幕府与外界的“通商”联系；壬辰战争①后的朝鲜,迫于“南北交困”国际格局,重开釜山港口单一“倭馆贸易”制度,恢复与日本的贸易联系；由此可见,三国港口城市的发展在此一阶段不尽相同的走上了“一口通商”的道路.然而历史的发展绝非偶然,通过对17世纪东亚港口城市发展政治背景的探析便可以看出这一偶然现象中的必然性.
一、明中晚期至清初“锁国体制”下的广州
有明一代,“海禁政策”是为国家发展的既定国策,太祖朱元璋将其作为“”,以此建立封建国家“闭关锁国”的政治体制,据《皇明世法录》记载：“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疋、细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但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赀船车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手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放纵者,与犯人同罪”①.并规定“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②,且下令将所有尖底帆船改为平头船“凡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把违禁货物运往国外贩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③.此外,政府严禁民间私自买卖香料、苏木等进口货物,规定“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④,“凡私买或贩卖苏木、胡椒至1000斤以上者,具发边卫充军,货物并入官”[2],至建文三年,又规定“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留贩卖,其见存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仍前存留贩卖者,处以重罪”⑤.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加强沿海各卫守军数量,进而强化“海禁政策”的执行力度,规定“守御边塞官军如有假公事出境交通私市者,全家坐罪”,且“凡把手海防武职官员,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哒报水,分利金银货物等项,值银百两以上,名为买港,许令船货私入,串通交易,贻患地方,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戕害居民,除正犯死罪外,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发边卫永远充军”⑥,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致使沿海官兵“见船在海有兵器、火器者,不问是否番货,即捕治之,米谷鱼盐之类一切厉禁”[3].明英宗正统年间,据福建巡海按察司检事言“旧例濒海居民,私通外国,货易番货,漏泄军情,及引海贼劫掠边地”,于是英宗因“比年民往往嗜利忘禁”,遂命“刑部申明禁之”,并规定“正犯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罪同”⑦.及至明末嘉靖年间,为明朝海禁最严厉之时；在福建、浙江两省,连下海捕鱼和海上航行都受禁止[4]135,且嘉靖元年后,明廷撤销闽、浙两地市舶司,仅存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进出口岸.尽管隆庆改元后,明廷接受福建巡抚都御使涂泽民的建议“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5],但在封建国家“闭关锁国”的政治思想主导下,沿海贸易发展仍举步维艰.因此,明朝的“海禁”政策作为帝国的既定国策,基本贯穿了明王朝始终,构成了终明一代的“锁国体制”.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进而构建“锁国体制”,是为广州港口发展之大政治背景；且在此背景下,尤以明中后期、嘉靖年间后锁国政策最为严厉.然察此一时期广州港口发展实态,可以看出,正是在“锁国体制”政治背景的影响下形成了广州港口“一口通商”的格局.“海禁政策”下虽严禁本国人民“下海通番”,但允许朝贡国家按规定“贡道”来贡贸易⑧,因此明廷对广州港口采取比较灵活的政策.洪武初年,即令“番商止集（广州）舶所”[6],规定广州为占城、暹罗、爪哇、满剌加、真腊、苏门答腊、古麻剌、柯支等东南亚朝贡国贡使入境口岸⑨；嘉靖二年五月,发生了日本两贡使为争夺朝贡贸易权相互攻杀焚掠宁波城的事件⑩,事件发生后明朝政府下令于“（嘉靖六年十月）壬子,裁浙江市舶司”①,其直接结果导致闽、浙两地市舶司被裁,广州成为唯一的海外贸易口岸；隆庆改元后,因政府“准贩东西二洋”,于是“广州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舶广州”[7],使广州海外贸易获得空前的发展.由此观之,明中后期的广州港口,在“锁国体制”的政治背景影响下,仍能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保持着完全或有限的对外贸易交流,并逐渐形成了“一口通商”的格局.
1644年,满清入关,华夏中原之地发生了“明清鼎革”的政治变局,入主中原后的清王朝,在对外关系方面呈现出王朝政策的延续性,继续执行明朝的海禁政策.《大清律例》明确规定：“凡沿海地方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私造海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潛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乡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斩首”②；且清世祖顺治皇帝下令东南沿海文武官员道：“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物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8]76.令下之日,闽、粤等地沿海居民“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沿海一带“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并立沟墙为界,命“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③.清廷以严酷的禁律断绝沿海官民与外界的联系,从而形成了清初的“锁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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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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