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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中国近代史书写一般是从一八四○年开始,但这种书写带有浓厚的“冲击—反应”模式的痕迹.如果从“中国中心观”来看,在长时段的意义上,中国近 生的“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早从明到清前期就已埋下变因；而在短时段的意义上,中国社会巨变的来临又比一八四○年要晚得多.孔飞力的经典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衰落是自太平军起义被扑灭的一八 年才开始的（《中华帝国晚期的敌人及其叛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如果说一八 年构成了中国近代巨变的第一个历史界点,那么,一 五年的甲午战败和一九○五年的废除科举就构成这场巨变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历史界点.这些界点的确定和构成中国社会结构重心的士绅阶层的演化息息相关.一 五年前,科场是帝制后期的社会支配关系赖以不断再生产出来的一個重要场域,支撑着科场场域的是所谓的“士绅惯习”.但自一 五年后,“士绅惯习”开始不断遭到严重的冲击,并由此影响到了原本以科场为中心的教育场域.这个影响过程又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一 五到一九○五年,在此期间,新旧两种文化资本在科场场域展开竞争,由此导致了士绅惯习的衰变,并最终造成了科场场域的终结.其标志性事件是一九○二年《壬寅学制》、一九○四年《癸卯学制》的先后颁布和一九○五年科举制度的停废.第二个时期是从一九○五到一九一三年,在此期间,科举被废、书院改制、学堂遍立,新文化资本占据了教育场域的主阵地.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壬子癸丑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虽然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了权力的重组,但并没有为原来的被统治阶级带来更多的上升机会,反而使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的交换日渐公开化,从而使这种支配关系的遮掩机制被破坏殆尽.如果说科场场域实现的是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内的被统治者之间的内部整合,那么,新式学堂崛起导致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分化和瓦解,而传统的“士绅惯习”则突变为新式学生的“反体制冲动”.这种反体制冲动虽然瓦解了科场场域的存在基础,却只是一种特殊的、不稳定的、去合法化的惯习,因而,取代科场场域的并非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场域的学校场域,而是一个和权力、政治、革命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后科场场域”.“反”字当头的惯习不足以建立起新的道统,终究也难免被政统所裹挟；而缺乏道统支撑的政统在近代中国不断上演着的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戏剧.
可以说,从一九○五到一九一三年虽然展开了教育制度的巨变,但并没有随之完成教育理念的真正更新.所谓“新教育理念”之“新”究竟在什么地方?学界一种观点认为新教育是从精英主义、道德化的传统教育走向了实用化、科技化、大众化的现代化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新教育场域作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场所,既是新式学生通向现代世界和民族—国家的桥梁,也是国家对乡土社会进行渗透整合的通道.这两种观点显然是现代化理论以及国家—社会理论在中国现代教育史研究中的移植,并没有从中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来贴切地理解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
如果从中国传统教育本身的内涵来说,其基本精神是德行教育；而如果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谓“场域”（field）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教育场域的基本特点是“学而优则仕”“内圣外王”.读书人通过“修身”“齐家”,希望最后能够通向的是“治国”“平天下”,因此,传统教育的重心放在为统治者提供优秀人才上.士阶层不仅以文化主体自居,更发展出了高度的政治意识,造成了学和政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密不可分.因此,当严复一 八年提出治学和治事不能相兼,“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当梁启超一九○二年道出“天地间独立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实际上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所谓“新教育”的实质在于政和学的关系重构.不过,这些在当时甚为微弱的呼声为革命的浪潮所淹没,更何况这两位过渡时代最著名的代言人自己也没能真正做到治学的独立.
真正为新教育场域的兴起揭开大幕的是蔡元培,他一九一七年开始对北京大学的整顿.在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以“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也”为宗旨,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为手段,努力使北大广泛接纳学有专长的人才、全面打造学术研究的体制、深入塑造学术所谓“科学的精神特质”,从而使一个独立于政治的“学术社会”逐渐得以孕育、催生和成熟.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为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开启了一种崭新的可能性.如果借用牟宗三的术语,那就是说,蔡元培试图在政统和道统之间增添一个新的东西：“学统”（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所谓“政统”是指政治权力系统,所谓“道统”是指道德人心世界,所谓“学统”是指科学话语世界.蔡元培试图通过北大的整顿实践,在教育场域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学术社会”—这个“学统”以西方的经验科学为基础,以“为学问而学问”为旨趣,以“兼容并包”为手段,一方面以相对独立自主的精神构筑起和政统的张力,另一方面又在美育的辅佐下统摄对道统的重塑.也就是说,蔡元培希望通过“政统—道统—学统”的三角平衡关系的建立,使新教育场域得以真正成型.如果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史的角度来看,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时期也正是从《壬子癸丑学制》过渡到《壬戌学制》（一九二二）的时期.
尽管蔡元培的努力为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的成长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但他所冀望的“政统—道统—学统”的平衡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还是一种相当脆弱的平衡,他所追求的“教育超秩于政治”只是一个理想形态.在他治下的北大虽然一直采取“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但到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难以兼容的裂变.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北大在这次运动中一马当先,一代新青年由此崭露头角.但五四运动对蔡元培所追求的学术独立也隐微带来了某种挑战.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被免；随后陈独秀就因为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而自动脱离了北大.陈独秀从北大离职固然有众多因素,但追求政治的激进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另一方面,一九一九年被蔡元培破格请进北大执教的梁漱溟对北大只重知识而不重人伦和实践的西式教育渐生不满,先后几度请辞而被蔡元培挽留,直到一九二四年最终离开北大,去山东菏泽接办省立第六中学,谋求将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结合在一起的新教育实践.陈独秀和梁漱溟从北大的离职,标志着“兼容并包”并不能完全解决新教育场域塑造中学术和政治之间、学术和伦理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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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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