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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隆民,贵阳学院教授,出版美学专著多部,其中《电视美学》被订为考研必读专书和部分大学影视类研究生教材.曾出版《一条路上的老贵阳》.
“文革”初期,我和三位同人带领黔南半农半读师范学校的14位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进行步行串联.我们原准备从遵义经延安走到北京,后因中央下文停止串联,只走到陕西宁强便停止前进.行期两个月,行程三千里,留下了一本《“长征”日记》和三本叙述“长征”详情的家书,共十多万字.还有十几张黑白照片,留下了征途中的身影.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把它整理出来,再现那荒诞年代中的这一真实步履及其前因后果,重温青年时代那远去的冲动和热情.值得一说的是,“文革”初期的“大串联”,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之前未有过,之后也不会再有.现代人了解这一绝版的历史现象,可能有一定的认知意义.
“长征”序曲
1965年秋,我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黔南工作.到都匀报到后,因“社教”运动需要,暂缓二次分配,先到都匀平浪区参加“四清”.半年后,才把我分到独山筹洞黔南半农半读师范学校教书.同我一起分到这所学校的,有贵州大学艺术系的马克昌、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文祖雄等七位同人.还有一位是省外的,即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汪寿祥.
筹洞属于独山的上司区,离贵州的南大门麻尾只有几里路.这一带人烟稀少,满眼都是荒坡,遥望很像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但走近一看,却植被稀疏,基岩裸露,乱石嶙峋,土层瘠薄,生态环境恶劣.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考察队曾断言这是块“死地”.政府也曾想把这片“死地”利用起来.在这里办过农场和林场,但都因水土流失严重而以失败告终.“文革”前夕,有关部门又把黔南半农半读师范学校落址这里.
我们到那里报到时,只有一幢石砌三开间上下两层的办公楼,孤零零地立在一个小山包上.不远的凹地上是一间长方型的食堂,大概有一百多平米.离食堂不远是一长排石块砌的小平房,这就是我们的宿舍.我们十几位老师住在这里,俩人一间.离宿舍不远有条小溪,我们洗脸、洗脚、洗衣服,都用这一沟溪水.有时上游在洗脚,下游在洗脸,上游在洗裤子,下游在洗白菜.对于这些,最初很不适应,慢慢的才逐步习惯.难耐的是,这里不仅远离城市,连村寨都看不到.也没有一个学生,每星期只能见到两个外人,一是每周来送一次信的邮递员,二是间或来看田水的老农.学校没有电话,也未订报纸,我们同外界的联系完全隔绝了,只有汪寿祥驾着马车,偶尔去趟上司、下司或麻尾.为驱散寂寞,排遣无奈,毕业于作曲专业的马克昌经常拉起二胡,那声音幽怨而哀婉,如泣如诉.不久,教育部门从上司、基长等地招来了十几个初中毕业生.这些学生大都来自农村,很本分,因而也未带来太多的欢笑.
所幸的是,黔桂铁路从这一带经过,“筹洞站”就设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从学校到筹洞站,可能不到两里路.这个小站除了管站的两个员工外,平时也没有人.但一有火车停靠,尽管时间很短,也是人声鼎沸,还有大把大把的传单,从车上“红卫兵”手中撒下来,飘得满地都是.我们几位老师,算到有车停靠时,便到车站捡传单.“十六条”“五·一六通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首都破四旧”等,什么都有.正是有了这个车站,我们才了解风起云涌的外面世界.尤其是红卫兵大串联和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对我们的冲击最大.那时的学生,出过远门的人微乎其微.我到大学毕业,也才去过遵义,省外就想都不敢想.而串联却可以免费上北京、到全国,经风雨、见世面,太令人羡慕.遗憾的是,我们当时的身份已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没有资格去享受坐车不要钱的大串联了.我把这一体会同马克昌、文祖雄说了,他们都有同感.
大概是十月底,我们在筹洞车站捡到人民日报社论《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大连海运学院学生徒步走到北京”的传单.我拿着它,反复地看,似乎发现了什么,手有点儿抖.又过十来天,我们在筹洞捡到一张传单,说江西省一些中学,学习大连海运学院,由老师领着同学徒步去井岗山串连.我一看,跳了起来,高举传单,大声对马克昌、文祖雄和汪寿祥说：“我们向大连海运学院学习,向江西红卫兵学习等步行串连等我们带着学生去‘长征’等好不好?”他们跑过来,接过传单一看,先是惊住,不一会儿,几乎不约而同地也跳了起来：“乌拉！”我们把这一张传单留下,把其他传单,一齐撒向天空,撒向那蓝天、白云、秋高气爽的天空.
回到学校,我们几个就分头找其他老师和十几个同学谈了上述想法.大家几乎全部同意,并推举我和汪寿祥向学校写申请报告.当天晚上我们就把报告草稿写好,呈交学校.经过努力,尤其是在全国红卫兵群起造反的威势下,学校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批推我们从遵义步行到北京的“长征”.
我们的“长征队”有教师四人,学生14人,共18人.因为汪寿祥学的是政治,大家推举他当队长,我管钱粮,马克昌管联络,文祖雄管宣传.大家分头进行准备,各司其事.
11月10日.我们在学校召开“长征”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乘车到遵义,11月21日从遵义起程,经重庆、成都、西安、延安到首都北京.
“‘长征’日记”选述
美国作家彼德·彼阿德说,“日记中的语言根本没有意义.”的确如此,日记是有什么记什么,基本没有选择.我的《“长征”日记》,重复事项就很多,如天气的阴、晴、雨、雪,沿途的行军、印传单、读毛主席语录等,天天都有.完全照《“长征”日记》抄录,似无必要.为此,我将全程分成遵义到重庆、重庆到成都、成都到宁强三段,各段先简述概况,之后再选述日记中的两三个特殊片断,以期在详略交替中,呈现当年“长征”中的人事景情.我想尽量做到：别人说得多的不说,一笔带过,如遵义会议纪念馆、杜甫草堂等,只选述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即我们“长征队”的特有事项.同时,我试着用两支笔述说,一支笔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支笔记录队员们眉毛的颤动、瞬间的笑容.
从遵义到重庆
1966年冬,我们从遵义出征,步行8天,到达重庆.其里程为：遵义30公里一板桥35公里一桐梓35公里一新站80公里一四川赶水20公里一东溪45公里—綦江40公里——一品镇20公里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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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ST三维突击保壳记 在ST公司中，由于收购重组面临诸多障碍，出售资产和获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补助已经成为避免退市的最常见套路，*ST三维也未能例外。因亏损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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