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为国祈安西夏尊佛教为国教考是关于西夏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西夏王陵的恐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西夏奉佛教为国教应是一项兼有政治、军事等因素综合考量的政策,主要目的是笼络河西集全力用兵于宋而保国安邦.河西悠久的佛教信仰历史成为决定西夏尊佛教为国教的内力因素,而西夏和宋、辽等国的战争环境则是外力因素.两力同向作用,佛教作为一种“区域文化”便上升为国家的主流宗教意识形态.
关键词：西夏,宋夏关系,河西佛教,国教
西夏尊佛教为国教已为时下学界所认同,其表现有二：一是西夏皇室修寺建塔,倾力于营造佛教文化之载体；二是注力于佛经翻译和刻印,举办法会施赠佛经.然今人多知西夏崇佛既成之事实,未解崇佛背后之因由,笔者不揣浅陋以度之.笔者认为河西崇佛之悠久历史为西夏皇室尊佛教为国教之内因,西夏和周边国家、民族,尤其是宋之关系是其外因.总两因由之目的,盖笼络河西而集全力用兵于宋,使保国安邦.基于此,佛教作为河西地区之“地方性”宗教遂上升为国家的主流宗教意识形态.
一、外力推动：西夏和宋边疆胶着百年不休
西夏和周边民族、国家关系的纷繁复杂之情况,学界已有诸多著作对其进行细致入微的考证和论述.本文在此谨就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注力于西夏和宋之关系的纵横捭阖做一概述,以为文章核心之铺垫.
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因助唐败黄巢受封为夏州节度使,建立夏州政权,“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后一年受赐定难军节度.党项羌族拓跋部始因军事强力见著于中原西北区域,下辖夏、绥、银、宥四州,成为唐末藩镇割据的一方势力.五代十国,中原军阀混战,王朝更迭如走马灯般.夏州政权以宗中原正统王朝为立足之策,虽经后梁、后唐两次冲击而势力弥坚,自后唐长兴四年始,开始和内地割据势力角逐高下,成为重要的边陲武装力量.然总其管辖之地限于四州而鲜有外扩.拓跋部长期角逐于军阀混战中,柔性的佛教信仰难敌刚性的军事实力,故所辖四州,史传鲜有佛教之事.
宋初两代皇帝以先南后北策略平定中原割据军阀,建立一统王朝,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解决夏州割据政权,故以羁縻之策待之.夏州政权和宋朝保持臣属关系相安无事.自李继捧继立定难军留后引发夏州李氏统治集团分裂后,北宋和夏州政权关系根本上发生扭转,开启了双方长达150余年的纵横捭阖之大势.李继迁攻陷灵州取得五州之地,始有政权建设之基本.李德明嗣立,请婚于辽,占据河西之地,奠定西夏立国之根基.李元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全面改革,为立国称帝做铺垫.1038年西夏国建立,自此夏、宋两个国家正式开始对等的纵横捭阖,双方处于敌对和交战状态的时间占百年之多.这种状态牢牢地绷紧了拓跋李氏的政治、军事神经.
夏宋双方敌对和交战频繁,总其两国之关联,举重要战役列于下：
宋至道二年（996年）、咸平四年（1001年）,灵州之战.
宋康定元年（1040年）,三川口之战,波及延、庆、麟等州.
宋康定元年（1040年）,好水川之战,波及洪、延等州.
宋庆历二年（1042年）,定川寨之战,波及渭州.
宋治平四年（1067年）,绥州罗兀城之战,波及庆、绥等州.
宋元丰四年（1081年）,第二次灵州之战,波及夏、盐、石、银、宥、齐、韦、灵等州.
宋元丰五年（1082年）,永乐城之战,波及夏州.
宋元丰六年（1083年）,兰州之战,波及兰州.
宋元符元年（1098年）,平夏城之战.
宋政和五年（1115年）,统安城之战.[1]
观此数战,首尾断续百年之久,所战之地,多在宋夏沿边,西夏龙兴之地亦未幸免.西夏立国之初,李元昊在宋夏边境布防重兵,以备两国战事.史载宋景祐四年（1037年）李元昊“置十八监军司,委酋豪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卧啰娘山七万人,以备契丹；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洛、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番、回纥；贺兰驻兵五万人,灵州五万人,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三十余万.”[2]备宋之兵数达十余万,长期和宋成拉锯状态,军事战略意识强于他处.西夏皇室对宋戒备未有松懈之时.百余年征战,西夏皇室对宋夏沿边实行高压军事控制,因为西夏首府兴庆虽有贺兰之固,然已地近宋夏沿边,故布防重兵以备不时之需.党项拓跋部缩聚于首府之地,作为皇族正统必然尽全力延续.
西夏兵力集中在宋夏沿边,纷繁战争造就了时局动乱之势,故而河南数州（灵、盐、会、银、夏、宥、洪、龙、威等）未见佛教痕迹.前人多有“多灾多难的战乱时代,为佛教传播提供良好条件”[3]之论.多灾难的社会环境易成为孕育宗教的土壤,此说本无可厚非,然用之于夏则有所不妥.宋夏沿边河南之地,百余年经战争反复犁耕,佛教在精神领域编造的彼岸世界、光明自在的境界已经被现实苦难多次研磨,生存第一位是当时此地民众的首要选择.虽然此地佛教未见痕迹,然却为佛教在西夏的光大提供了一种外在推力.这种推力作用应和佛教光大之内因,最终使佛教在河西地区演进成国教.
二、内力吸附：河西佛教信仰之历史悠久
河西之地崇佛已久.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开始向印度各地及周边传播,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塔里木地区,于阗和龟兹成为当时的佛教重镇.经东汉至三国后期始,佛教在河西地区开始迅速地传播,魏晋南北朝时河西佛教空前发展,在隋唐达到一个极盛时期,五代十国盛而不衰延至西夏,“形成了以沙州和凉州为中心,肃州、瓜州、甘州为次中心的河西佛教文化区”.[4]要之河西佛教,似可分为两个时段：两晋至北朝时,河西高僧大德辈出,译经建窟为主要活动,佛学义理可和中原诸佛教中心相较；北朝以后,佛学义理逐渐衰落,但“河西佛教却呈现出另一种形式的繁荣,这就是以民众信佛生活为表象的民众佛教、世俗佛教的繁荣”[5].
《魏书·释老志》云：“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河西著名的有张掖马蹄山石窟群,武威天梯山部分洞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群,敦煌莫高窟早期石窟等.北朝时,河西经北魏、西魏、北周统治,虽佛教中心转移于内地,但石窟开凿成为信佛主要方式.如陇山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等窟具有北朝风格.唐安史之乱前,河西崇佛再度呈现繁荣之势,建寺凿窟蔚为大观.以敦煌为例,据李正宇先生研究,隋及唐前期敦煌寺院主要有阿育王寺、大云寺、灵图寺、崇教寺、开元寺、龙兴寺、报恩寺等.[6]唐中叶以后,“自河陇没于羌夷,州县城郭寺民庐莫不毁废,惟佛寺和碑铭文字载,佛寺者往往多在.世借以谓西方幽远,殊类异俗,不知礼仪,出于天性,故夷之.然其于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报应说”[7].随年月日深王朝更迭,地方割据,佛教始终以文化信仰姿态活跃于河西地区.而且佛教已揭去庙堂之学面纱,向民众展开双臂,民众参和度日渐提升,应时事发展之大势,佛教信仰深入民众,佛教的世俗化凸显强大的生命力,以至于归义军张惟深曾上表唐廷：“窃以河西风俗,人皆臻敬空王,僧徒累阡（千）大行经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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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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