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唐宋时期敦煌道教大众化的特征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道教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道教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内容摘 要：笔者始终坚持认为,唐宋时期敦煌地区主流文化是大众文化,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影响敦煌大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是自然的大众知识与思想.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就唐宋间敦煌大众来讲,对于道教的信仰和理解,同样是在大众思想的层面上.由此笔者在本文中就唐宋间敦煌地区道教大众化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段所表现的不同特征进行了探讨和论述.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道教；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2-0028-11
Abstract： The author has always considered that the predominant culture in the Dunhuang region is plebian, and that under such a cultural background what influences value systems and behior patterns of the common people living at Dunhuang should therefore be plebian knowledge and thought. Taoi is an indigenous religion born and grown in China and for the common people of Dunhua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belief in and understanding of Taoi were also based on plebian thought. For these reaso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aoist popularization in the Dunhuang region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s wells as demonstrating the different features that emerged during each stage.
Keyword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unhuang Taoi； popularization
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道教文献的研究,百年来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已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敦煌道教文献的研究成果,在郑阿财、朱凤玉主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2]和樊锦诗、李国、杨富学编的《中国敦煌学论著总目》[3]①得到较为详备的罗列,颇能反映百年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之趋势.笔者并不打算就敦煌道教文献的研究史做过多的叙述,2003年和2004年,林雪铃《敦煌道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4],刘屹《论二十世纪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5],对百年来敦煌道教文献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而以刘屹所论最详.以此原因,现就其评述与本研究的缘由略加申说.
刘屹对百年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作过如下的分期：
第二阶段：50—70年代,是研究范围从个别敦煌道书向全体道教文献转移,研究视点从子部道家书向真正意义上的道教文献转换、从探讨道学义理向探究道教史背景转移的阶段；第三阶段：80—90年代至今,对中古道教义学与道教历史的探讨两者并重,并为一个新阶段的来临做准备.[5]200
对于这种分期,刘屹有两点说明：一是这种分法“完全是我个人根据敦煌道书研究的特点和进展状况而定的”,二是“希望通过各个阶段有代表性的论著来反映这个阶段研究的特点”.刘屹的分期尽管代表个人的观点,但他指出道教义理的研究是敦煌道教文献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和趋势,却是非常正确的.
林雪铃在展望未来敦煌道教研究发展的趋势时指出：
从敦煌道经题记上看,这些道经当时所参与的活动,属中下阶层的要多一些.是实际的斋醮祈福活动,而不是思想的钻研.敦煌道经能够反映唐代重玄学的发展是肯定的,但这只是从经目上展现出来的一个侧面而已.敦煌道经研究在这个上头的突出发展,不能否认只是追随了唐代道教思想研究的脚步而已.我们应该回过头来正视敦煌道经本身的特点.这些道经中多度人、救苦、仪轨、化胡,从题记上看,敦煌的官员贵族祈福都在佛教上,抄经、入道都是小百姓,这不是呈现了中下阶层实际参与道教的一面吗?因此研究上应该朝这个方面多作努力.并善用敦煌道经的特点,结合现有的斋醮活动,进行考察.[4]59
两位青年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敏锐地指出了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的特点与不足,特别是林雪铃的意见,更富启发性,且与笔者的思路相契合.笔者亦注意到,利用敦煌文献对道教的研究,过去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道教义学方面.对道教思想的研究,也偏重于对精英思想的研究,而对于信仰主体——大众的道教知识与思想,则研究不够.近些年来,笔者致力于利用敦煌文献进行思想史的研究,笔者始终坚持认为,唐宋时期敦煌地区主流文化是大众文化,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日常社会生活中,影响敦煌大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是自然的大众知识与思想.本文主旨即以敦煌文献为中心,对唐宋时期敦煌道教的大众特征进行探讨,尚祈方家指正.
一、唐前期道教精英思想的流行
与道教大众化同时并进
李唐立国,本与道教有关,隋代末年,当李渊为篡夺杨氏江山做准备时,就有大量有关李氏当为王的谶语,引起隋炀帝警惕②.李渊军队中,亦有不少道士③,而李世民在夺取皇位过程中与道士王远知的关系,更是尽人皆知④.李唐立国后,一方面借助道教为其统治服务,一方面为了标榜门第,不断提高道教地位,最终使其成为唐朝国教.武德八年（625）,唐高祖李渊颁布诏书,明确规定道教在儒、释之上{1}；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李世民再次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乾封元年（666）,唐高宗李治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上元二年（675）又尊《老子》为上经,规定为科举考试之内容,并于仪凤三年（678）下令将道士划归宗正寺管理,视道士、女冠为本家；至玄宗李隆基在位（712—755）时期,除继承唐开国以来的崇教政策外,又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道教发展,从而使唐代道教进入全盛时期{2}.这样,经过南北朝时期以陆修静、寇谦之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对道教的整理改造,在唐代,又经过统治者的倡导、推动,道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一.我们知道,一种思想要影响社会生活,只有国家（或政府）以制度、政策形式确立为意识形态后,才会产生作用.道教一旦成为国教,道教思想遂具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并对唐代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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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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