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楚骑尉印与蕲城宋父印相关问题考是关于宋父印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宋父印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徐州是汉墓的重要分布地区之一,发现的汉代墓葬已达2000多座[1],出土的汉代印章数量众多,引起了印章相关问题的持续讨论.本文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针对“楚骑尉印”及“蕲城宋父”两方印章的相关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关于“楚骑尉印”
该印出土于1994年12月至1995年4月发掘的狮子山楚王墓,为银质龟钮印,印文为“楚骑尉印” [2]（图一）.印文释读的问题主要在于厘清“骑尉”二字的指代.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学者多将“楚骑尉印”看作“楚骑都尉印”的省略.王恺先生认为,“楚骑尉”应为“楚国管理骑兵的主要官吏”[3].赵平安先生认为“骑尉是骑都尉的省略”,其证据有二：一是《汉书·靳歙传》中记载有“骑都尉”这一官职：“沛公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骑都尉.等（歙）以骑都尉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欷相敞,破之,因降曲逆.”二是《古封泥集成》中有传世封泥“骑都尉印”（第65号）为佐证[4].黄盛璋先生的观点与赵平安先生相同,其证据为“一般尉应为铜印,只有都尉才为银印”[5].宋治民先生则以《汉书·武帝纪》所载 “（太初元年）色上黄,数用五”为依据,认为汉武帝之后用五字印,而此印的年代在武帝之前,故此印为“骑都尉”印之省略[6].
综上,“楚骑尉印”中“骑尉”为“骑都尉”省略这一观点的论据主要有三：第一,文献中记载有“骑都尉”这一官职；第二,传世封泥中有印文为“骑都尉印”；第三,解释为“骑都尉”,符合一般尉使用铜印,都尉使用银印的汉代官印制度.
关于“骑都尉”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傅靳蒯成列传》：“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史记·匈奴列传》：“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通典》卷29：“奉车、驸马、骑三都尉,并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旧无员,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迁为之.等骑都尉本监羽林骑,汉官十人.”俞鹿年先生认为,骑都尉即车骑都尉,“汉武帝时初置,本监羽林骑,东汉属光禄勋”[7].如果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楚骑尉印”为“楚骑都尉印”,则该墓葬的时间当在“骑都尉”这一官职设立之后,即应在汉武帝元鼎二年之后.而关于狮子山楚王墓墓主的身份问题,学术界经过热烈的讨论,已基本认定其为西汉楚国第二代或第三代楚王[8].第二代楚王为刘郢（客）,其在位时间为文帝二年至文帝五年（公元前178—前175年）,第三代楚王为刘戊,其在位时间为文帝六年至景帝三年（公元前174—前154年）.因此可以断定狮子山楚王墓的年代肯定在武帝之前,其随葬品“楚骑尉印”的制作年代应当也在武帝之前,这就与“骑都尉”这一官职设立的时间相矛盾.
此外,以传世封泥证明“楚骑尉印”中“骑尉”即“骑都尉”的论据是存在问题的.“楚骑尉印”有多次使用的痕迹[9],黄盛璋先生由此认为这枚印章应当是以使用过的印章陪葬,而非为陪葬所专门制作[10].根据学术界对狮子山楚王墓墓主的推定与考证,该枚印章的制作年代下限应不晚于景帝三年,当属西汉早期.而《古封泥集成》中传世封泥“骑都尉印”（第65号）的所属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11],由此只能说明西汉中晚期设有“骑都尉”这一官职,并不能得出西汉早期已有“骑都尉”的结论,亦无法推出“骑尉”就是“骑都尉”这一结论. 同理,用汉代“尉使用铜印,都尉使用银印”的官印制度作为论据也缺乏直接的证明关系.因此,狮子山楚王墓“楚骑尉印”中的“骑尉”应不能简单地看作“骑都尉”的省略.
西安相家巷遗址出土的秦代封泥中,有一枚印文为“骑尉”（TG1∶56）,另有一枚为“骑邦尉印”[12]（图二）.刘庆柱先生认为“骑尉”可能是“骑将”的属官,这也是“骑尉”非“骑都尉”的一个重要证据；至于“骑邦尉印”,刘先生则认为“骑邦尉”同于“骑都尉”[13].西汉的官制基本沿袭秦制,既然秦时已有“骑尉”一职,那么汉初职官中也极有可能设有“骑尉”.
二、“蕲城宋父”印
该印（M1∶13）于1989年10月在徐州博物馆对陶楼汉墓进行清理时发现,为鼻钮铜印,印文呈现战国时期的风格,发掘简报将其认定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印章（图三）,其释读顺序为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即“蕲城宋父”[14].
简报认定该印属战国时期的证据之一,在于其印文的书体带有明显的战国时期风格特点.就西汉时期墓葬中发现战国风格印章的现象,王人聪先生认为：“（印文用古文字或缪篆字体的印章）属于少数的变例,或者只是极个别的例外,因而并不能代表这一时期私印的一般风格.”[15]因此不能排除该印为汉代所制仿战国风格印的可能性.
印文的排列顺序大体有从左至右与从右至左两个方向,在完全不考虑汉代印章印文排列规则的情况下,该印有24种读法.王人聪先生认为,西汉早期私印印文的排列顺序多数为从右至左,少数二字印文为从左至右[16].因此,简报中该印从左至右的释读方法有失恰当.王献唐先生认为：“汉之官印,亦均为顺文,私印十九皆然,惟别有回文一格,等故以印文行款论之,周之左行,为秦汉所无,秦之横文斜文,又为周汉所无,汉之回文,又为周秦所无.”[17]所以,排除秦特有的对角读法与从左向右的释读顺序,该印按从右向左的顺序可以读为“城父蕲宋”“城父宋蕲”.而汉代印文独有一种回文的形式,“西汉中期（武帝至昭宣时期）的私印的印文排列顺序在沿袭初期的基础上出现了回文的形式,即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排列”[18].“城父宋蕲”既符合回文的特殊排列顺序,也符合西汉时期印文从右至左的一般顺序.
此外,“城父”亦见于记载,《汉书·百官公卿表》：“城父严侯尹恢等（高祖）六年封,九年薨.”《汉书·高帝纪》：“（周）殷畔楚,以舒屠六,并行屠城父.”城父故址在今安徽省亳州市东南.
综上所述,陶楼汉墓出土印章M1∶13为回文印,印文的释读顺序应以右上右下左下左上为宜,印文读作“城父宋蕲”.
[1]刘尊志：《徐州汉墓与汉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
[2][9]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年8期.
[3]王恺：《狮子山楚王陵出土印章和封泥对研究西汉楚国建制及封域的意义》,《文物》1998年8期.
[4]赵平安：《对狮子山楚王陵所出印章封泥的再认识》,《文物》1999年1期.
[5][10]黄盛璋：《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墓主与出土印章问题》,《考古》2000年9期.
[6]宋治民：《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年1期.
[7]俞鹿年：《中国官制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8页.
[8]李银德：《徐州西汉楚王陵墓考古的发现与收获》,载《大汉楚王——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辑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11]转引自孙慰祖：《封泥：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4期.
[13]刘庆柱,李毓芳：《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考略》,《考古学报》2001年4期.
[14]徐州博物馆：《徐州市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l期.
[15][16]王人聪：《西汉私印初探》,载《古玺印与古文字论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第114页.
[17][18]王献唐：《五灯精舍印话》,齐鲁书社,1985年,第96页.
〔责任编辑：成彩虹〕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宋父印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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