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徽商中国经济轨迹(1400年1900年)是关于徽商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徽商银行理财产品一览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徽商活动轨迹贯穿明清社会,将徽商的兴衰放到商品经济史中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徽商和传统经济紧密结合的特性既使其在封建社会中兴时极具活力,又使其在社会激烈变革的新时代无法及时转变,从而走向最后的衰落.
关键词：徽商；崛起；繁荣；衰落；商业史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1）01-0019-04
中国传统商业经济有着自己的特点,商帮便是其中之一.在中国经济史上出现的众多商帮中,徽商无疑是最引人注意的.徽商的繁荣史甚至要早于美国殖民地史一个世纪,而徽商形成自己特色的历史甚至更早,可追溯到宋代以前.明代成化、弘治年间（1464~1505）,徽商逐渐成为一个人数众多、资本雄厚的商帮,超过晋商成为全国商帮中的佼佼者.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徽商经营地区遭受毁灭性打击.以此为界,徽商兴衰史前后历经400余年.
过去的徽商研究主要着眼于其地域特性和商业理念,而缺少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讨论.本文则以徽商兴衰为着眼点,研究中国明清两代的经济轨迹.
一、徽商之崛起（1400年~1550年）
元明更迭后,经济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许多在元末遭到破坏的中心城市逐渐得到恢复,如开封、西安、洛阳、扬州等.经济的复苏给商业繁荣打下了基础,而制度上的宽松则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方便条件.[1]1430年前后,全国较大的商业繁荣城市共有33个,四分之三在南方,其中东南沿海占了11个,这就给南方商帮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传统经济中商人阶层十分复杂,既有贵族、官僚背景下的商业、土地和 的结合体,也有官场末流、中小地主等试图以农耕为本、货殖谋富的
商人,也有商人家庭出身的大、小职业商人.承继南宋的商人演变趋势,明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村租佃制度松动、城市手工业者分化,出现了同生产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新兴商人.这种新兴商人为商业本身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其从事的流动领域里扮演积极的角色,这和贵族官僚商人形成鲜明对比.权贵商人主要通过贱买贵卖、居奇垄断、敲诈消费者、勒索生产者维持利润,给社会生产带来 影响.新兴商人则是沟通各地区市场有无,较大规模地开发自然资源,组织管理更为复杂和生产方式也更加先进.商帮则是明代新兴商人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再是单个商业资本的分散运作,而是结队成帮,趋向集团化趋势,并在清代达到鼎盛.
徽商是明朝兴起的众多商帮中的代表者.安徽商人主要是指安徽徽州府的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六县籍贯的商人.同其他商帮一样,徽商也是集中来自地少人多、徭役繁重的地区,皖南山区岁入不能敷十一之出.徽州多是山区、丘陵,农业发展受限制,但是茶叶、木材资源丰富,纸、砚、墨等制成品丰富,这就给徽商起家提供了基本条件.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州人外出服贾的风气兴起.到了正德、嘉靖年间（1506~1566）弃农经商成为潮流,合乡出贾者日益增多,经商已经成为徽州地区的普遍现象,例如歙县“乡人贾者什九”,祁门经商者也有十之七.从商者逐渐增多,形成了明朝中期的经商潮.
二、徽商两度兴盛和江南市镇经济的繁荣（1550年~1850年）
徽商在明清两度兴盛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许多变化.江南市镇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发展、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以及生产技术和管理制度的革新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和徽商的经营活动有关.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又不是互相孤立的,基本上在江南市镇经济的繁荣里就孕育了其他诸多变化,而其他各方面的进步又推动了江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李伯重（2000）和樊树志（2005）讨论明末清初的早期工业化是以市镇经济中生丝贸易、棉纺工业的繁荣为基础的,[2,3]而工业化过程中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促使工商业人口比重增大,这反过来提高了当地的工业生产率.又如,市镇经济繁荣促进商人资本积聚,从而为耗资巨大的海上贸易提供可能,而私人海上贸易的开展又反过来促进江南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去海上业贾,息钱恒倍”,固然海上贸易利润极高,但是建造一条海船的花费也很大,雇佣伙计、船工、舵手以及维修等也要大量资金.正是由于这样的进入门槛,大规模结帮经营的徽商才有了其他地区小经营集团无法比拟的优势.一方面,徽州海商占据海岛突破明清海防禁令,主导者对外贩运；另一方面,徽州商帮能够不断地向他们提供充足货源,并将舶来品销往江南富庶地区.1786年至1833年,英美法荷等国船队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达4462万匹,[2]其中1800~1833年更是达到年均一百几十万匹.[4]世界市场对江南丝织品的大量需求大大刺激了江南地区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促进了清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徽商广大的活动范围以及广泛的经营领域促进了江南市镇经济的繁荣.一方面,徽商沿着长江在川楚和吴越之间奔走,或者沿运河北上、穿越庾岭南下,重点深入东南新兴的市镇.例如徽商常常往来的临清,在万历年间（1573~1620）“十九皆徽商占籍”,歙县人郑富伟东游吴松,北寓临清,在外经商四十余年.另一方面,徽商成帮之后不再以推销皖南地区的土产为主营,而是转向盐业、棉丝以及米业.[5]许檀（2002）讨论的明清时期的四个经济发达区域：高效农业和丝、棉纺织业并重的江南,外贸导向而迅速崛起的珠江三角洲,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区——湖广两川,以及重新崛起的华北种植、农副产品区,其中三块地区都是徽商主营涉足的地方.[6]随着经营地域和经营领域的扩大,同商帮之内为了加强团结,协调帮内商人矛盾,纷纷在各地成立会馆,从而维护商人在异地的集团利益.清朝以后,各商帮会馆大量增多,商帮经济也繁荣起来.
商业活动给江南市镇带来的发展十分显著,在万历年间（1573~1620）形成第一个高峰,数量约达300个；到了乾隆时期（1735~1795）形成第二个高峰,市镇数量又增加了一倍.[7]1066江南市镇从其命名和功能上看,都和商业活动密不可分.比如,正德年间（1506~1521）和乾隆年间（1735～1795）的有关县志记载,聚民致货以为市镇,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设关将征税禁防为镇.吴江盛泽镇在明初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的青草滩,到成化年间（1465~1487）商业活动渐渐兴盛.过了约50年,到嘉靖年间（1522~1566）已经是以绫绸贸易为特色的大市镇了.[7]1069商业活动除了建立新市镇外,还是旧有市镇规模不断扩大的推动因素.嘉兴濮院镇在元朝时名为永乐市,该地绢帛业发达,但在元末战乱中民房大半被毁.经过明初的经济恢复后,纺织业得以重振.因为“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大批商人聚集濮院镇,丝绸业逐渐繁盛,街衢规模不断扩大,濮院镇也不断扩张.清朝前期镇上绸业分工精细,络丝、织工、刷边等等不一而足,或者一个兼数业,或者专习一业.濮绸交易量十分巨大,终岁贸易不下十万金.濮院镇出现精细分工也说明了商人活动带来的市镇商品生产技术的提高,实际上这也就孕育着中国传统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商帮在市镇繁荣的商业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例如徽州和宁国等地的商人控制了双林镇的丝绸生产和加工,工匠兴盛时多达数百人.
徽商初次兴起于明朝中后期,若以成化、弘治到万历初年计算,不过百年.而万历后期政府日益腐败、横征暴敛,明末农民起义以及明清战争的破坏使得徽商经营一度中落.从明代万历后期到清代康熙初年的几十年（约1600年至1670年）可以算是徽商历史中的黑暗期.可是到了康熙中叶,不但徽商实力得到恢复,并且徽州从事商业的风气也超过了明代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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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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