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银行背景董事和可转债融资中国证据是关于可转债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可转债基金排名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本文基于我国的金融环境,将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分为五大行和非五大行两种类型,以此考察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对可转债融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来自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对可转债融资是否被证监会审核通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来自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在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上,两者都不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表明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主要来自于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并且,发挥的作用有限,仅体现了其咨询功能,而非监督功能.本文的研究,对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的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银行背景董事 可转债 审核 经营业绩
一、引 言
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正如Kaplan and Minton（1994）所言,引入银行背景董事,可以提升董事会的公司治理水平,特别是董事会在金融方面的专业能力会得到改善.
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这样一个假定,即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具有相同的专业能力.显然,这和中国的现实逻辑并不相符.Chen et al.（2010）认为,中国不同类型的银行存在异质性.而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昭示着他们之前在银行工作中的专业能力的塑造过程.因而,不同类型的银行,对其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的塑造可能存在差异,进而可能导致银行的业绩和效率也存在差异.Berger et al.（2009）和Lin and Zhang（2009）发现,中国的五大行 和非五大行在业绩和效率上具有差距,前者低于后者.这意味着,五大行由于是受国家直接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员工专业能力的塑造上,可能有别于非五大行,导致来自五大行和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会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通过选取公司的可转债融资行为作为研究事件,将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分为五大行和非五大行两种类型,以此考察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
Fama and Jesen（1983）认为,董事的作用分为咨询功能和监督功能.然而,银行背景董事在履行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上是否恪尽职守,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争议.Adams and Ferreira（2007）指出,银行背景董事在咨询功能方面的过多时间投入,会影响其监督功能的发挥.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银行背景董事在咨询功能和监督功能上可以同时兼顾,两者都得到了有效发挥,如Morck and Nakamusa（1999）和Byrd and Mizruchi（2005）的研究.因而,对银行背景董事的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的考察,也是本文的一个研究重点.
本文使用2003-2012年中国市场上进行可转债融资申请的上市公司数据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来自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对可转债融资是否被证监会审核通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来自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在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上,两者都不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这表明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主要来自于非五大行的银行背景董事,并且,发挥的作用有限,仅体现了其咨询功能,而非监督功能.
本文的贡献：（1）根据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将银行背景董事分为五大行和非五大行两种类型,以此考察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拓展现有的文献研究；（2）从可转债融资后的经营业绩考察银行背景董事的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为银行背景董事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董事会是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它不但代表股东对公司经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对公司重大的投资经营进行决策,提供咨询职能.因而,董事会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来履行其职能.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是聘请具有专长的外部人员进入董事会,完善和补充公司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Fama and Jesen,1983；Hermalin and Weisbach, 1998）.
大量的经验文献表明,让具有银行从业背景的专业人士进入董事会,可以让公司的治理能力得到有效提高.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这样一个假定,即不同来源的银行背景董事具有相同的专业能力.显然,这和中国的现实逻辑并不相符.
Chen et al.（2010）和Jiang et al.（2013）认为,由于目标函数不同,中国的五大行和非五大行存在异质性,在效率和业绩上表现出有差异性,即五大行低于非五大行.而银行背景董事的来源,昭示着他们之前在银行工作中的专业能力的塑造过程.因而,不同类型的银行,對其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的塑造可能存在差异,从而导致银行的业绩和效率也存在差异.
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相对于非五大行,五大行面临更多的社会公共责任.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五大行更多的关注对国有困难企业和国家重点支持产业的信贷帮助,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让五大行在这些方面没有严格按照市场的规则履行银行的职能,从而使得五大行的从业人员在金融能力上的塑造被削弱.同时,由于社会公共责任在五大行的目标函数中占比相对较大,从而也让五大行的从业人员在主动提高个人的金融能力上失去了应有的激励.
第二,相对于非五大行,五大行受到的政府干预更多.五大行直接受国家控制,经理人是由 政府指定或委派,公司治理水平相对不高（Jiang et al.,2009）.由于经理人的选聘没有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因而五大行经理人的金融能力可能和其岗位并不一定相匹配,这在某种程度上对银行的其他从业人员产生一定的示范效应,降低了他们进一步提高个人能力的动力.并且,五大行经理人的个人目标,更多在于追求其在政治上的仕途发展（Shleifer and Vishny,1994）,这也削弱了他们在金融能力塑造上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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