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启蒙和公民社会建构的基础性缺失是关于公民社会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公民社会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 公民社会建构与启蒙运动之间深刻的内在关联,往往在“公民社会培育是一种启蒙”之类的口号下被掩盖和忽略.《沧浪之水》背后蕴含广阔的社会历史意涵,其中最重要的是其中对薄弱的公民社会根基之下所覆盖的启蒙性缺陷的揭示.公民社会的养成有赖于社会关系的契约化,这种契约化正是启蒙运动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研究应当重视对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研究,并从中寻找公民社会建构的基础性缺失之源.
关键词： 公民社会 市民社会 启蒙 《沧浪之水》 契约精神
被目为“知识分子小说”或者“官场小说”的《沧浪之水》以其令人惊骇的真实性,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国文坛赢做到了声誉.伴随着陈晓明、孟繁华等知名理论家和雷达、白烨、李敬泽等重要批评家接踵而至的赞辞,这部小说无论在知识界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产生了有目共睹的深刻影响.然而,在它背后所蕴含的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意涵,至今依然没有被发掘出来.邓正来在《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中认为：“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的部分退出,社会生活的逐渐非政治化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育,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性分化开始进行,中国市民社会也正在起步营建.”[1]《沧浪之水》的全部叙事话语,正是以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中国社会“转型”期为背景.以公民社会理论的视角观照《沧浪之水》呈现出来的这一时期的许多具体情境,有利于更好地解释“何以如此”,进而把握这一特定阶段的某些内在逻辑.
就像以赛亚·伯林所揭示的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联有其确切历史渊源一样,把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启蒙传统联系起来,有着历史事实的支撑.尽管从术语生成的角度说,“公民社会”作为一个自然演进的概念,它当然源自古希腊和古罗马,然而,近代以来逐渐成为公民社会核心内容的契约、制衡、、多元等一些要素的植入,却只有在经历启蒙主义的充分洗礼之后才做到以完成.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里所描述的作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萌芽的文学公共领域,实际上是启蒙实践的重要载体.但在中国,关于公民社会建构与启蒙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往往在“公民社会培育是一种启蒙”这样一种激动人心的口号下被掩盖和忽略.于是,依然非常薄弱的公民社会根基之下所覆盖的启蒙性缺陷——这在《沧浪之水》中随处可见——也就没有获得必需的探讨和充分的揭示.
一
即使是依照波斯纳比较严谨的界定,即把知识分子称为“把一般的思想运用于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其思维过程自上而下,对他所察觉的权力滥用、腐败或者社会不公予以理论思考”[2],《沧浪之水》的主人公池大伟无愧“知识分子”的称号.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场,那恰恰是一个被认为承继了“五四”启蒙运动传统的时代的开端.那场终结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新启蒙运动,与半个世纪以前因抗日民族战争而终结的“五四”启蒙运动共同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池大为和刘跃进、胡一兵等人,作为当时典型的知识精英,即使不能完全代表启蒙运动的主体,也至少反映了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文化精英阶层的面貌.
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启蒙通常意味着对权威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就此而言,池大为显然是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他们敢于怀疑和思考,形成争鸣奇观.以池大为为例,他的恩师岳老师关于承担“天下千秋”的教诲带来了个体人格的膨胀.这里无论是池永昶还是岳老师都只是一个符号,其父池永昶指向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富贵、贫贱、威武面前不移易不屈从的高傲传统,他给儿子留下的唯一遗产《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正是这一精神传统的外化,而岳老师则代表了那个时代（尤其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体系）所特有的宏大话语系统,这既与池永昶所指向的传统相一致,又通过把个体消融于集体和时代,从而实现个体与集体、时代的高度统一以至于不朽,于是个人可以在想象性的大写人格外衣的笼罩下暂时忘却个体的利益、自由与做到失,从而在一些世俗面前表现出无畏与不屈的特征.总之,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上述特征源自某一先生的信念或信仰,而不是出于理性的重新鉴定.这从池大为一再重复的那句话——“如果那样,我还是个人吗！”——便可窥见一斑.
假如把池大为当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一名普通知识精英的代表,那么,新启蒙运动中的这些启蒙主体的理性自觉的缺失就值做到深思.由于这场新启蒙运动不仅自称而且被历史地称作为“五四”启蒙的继续,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循着“五四”的足迹找寻某些线索.尽管启蒙的先声公认肇自戊戌变法,但真正内涵深刻、影响深远的启蒙运动却是在“五四”前后开始的.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说：“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三事”而展开的,“五四”启蒙运动的进程大体上就是这些学说的传播和实践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短暂复兴的新启蒙运动,总的来说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如果说有什么新动向的话,便是明确提出“现代化”的命题,除此之外,其精神内核并无二致.对比欧洲的启蒙运动,就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的一段话为例：“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4]
很显然,“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具有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某些特征,从封建制度到封建伦理道德乃至整个儒家传统文化,都受到了毫不留情的挞伐,旧权威被毫不妥协地埋葬了.但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精髓的那一部分,即“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被中国的启蒙先驱们轻易地抛弃了.欧洲的启蒙有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笛卡儿理性主义的深厚历史文化根基,理性法庭的建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并无思想文化上的内在源流,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由民族存亡的忧患意识引发的功利行为,其功利性决定了这种“启蒙”往往借用新的学说或理论旗帜树立新的权威,从而实现对旧权威的讨伐.如果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一场在实践领域确立理性至高无上地位的思维革命,是一种真正涤除蒙昧的实质启蒙的话,那么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更像是一场以新的具体权威打倒旧的具体权威的形式启蒙,无论声势多么浩大,都掩盖不了它的根本缺陷：理性的不在场.
总结:该文是关于公民社会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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