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韩非法治之人治之实——兼论和孔孟人治之对比是关于孔孟人治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治人治于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韩非主张“以法治国”思想,但其“法治”思想的提出并不能掩盖“法治”背后的人治之实.从韩非关于法的内涵,法的运行过程以及法的目的来看,其法治思想就是以维护绝对君权为根本目的的人治思想.而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学派历来支持人治.虽然和韩非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君权,但是在人性基础、思想依据、手段途径等方面两者仍有区别.
关键词：韩非；法治；人治；孔孟
一、韩非“法治”思想的提出
（一）韩非“法治”思想的产生
（1）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韩非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中国由奴隶制社会走向封建制社会.《韩非子·喻老》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动荡社会：“天下无道等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1]战争频繁,将士的盔甲长虱,燕雀在军帐筑窝,但是士兵们却不得回乡.长期以来的割裂和战乱,终究致使社会动荡、百姓颠沛流离.韩非以为“人主雍敝,大臣专权”（《韩非子·孤愤》）是造成秩序混乱的缘由,想要实现国家统治就必须由君主专制集权.由此,韩非提出“国无君不可以为治”（《韩非子·难一》）的主张.和其他思想家主张的君主集权不同的是,韩非主张君主集权制基础上的绝对君权.
（2）韩非“法治”思想产生的人性基础.先秦期间有很多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这也是思想家们思想的根基.孟子是儒家最先提出人性善观点的大师,而荀子则是性恶论的代表人物.韩非作为荀子的门生,他承继并发展了荀子“人性恶”的观点,提出“人性自利”说.韩非以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韩非从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和关系出发,否定从道德角度去理解人的行为.从“人性自利”的角度出发,既然人人好利恶害,那么仁义道德是无用的,是以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子·八经》）.而道德在自利的人性论观点下,不论是治民还是牧臣都无法取得行之有效的治理结果.因此韩非坚决主张“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韩非“法治”思想就是在这样的人性认知中建立起来的.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
（1）明法.“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此之谓明法.”（《韩非子·南面》）所谓“明法”,即法令必须由君主以明确的成文的方式公布,百姓遵从法令,不得违反法的规定.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难三》）法律以成文的易懂的形式公布,一方面可以防止官员滥用法律、以权谋私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可以防止百姓钻法律的漏洞,不严格遵守法律的现象.
（2）任法.所谓“任法”,即统治国家必须严格遵守法令,所谓“上法而不上贤”,认为“道法者治”.（《韩非子·制分》）韩非认为百姓行事的唯一方式“莫如法”.“法”即法令,是判断功过、是非、利害,推行赏罚的唯一标准.[2]法令由君主颁布,著于官府,“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韩非子·问辩》君主颁布的法令拥有崇高的地位,百姓和官员依法行事,国家才能稳固.
（3）重刑.“重刑”,顾名思义即刑罚要重,重到一定的程度就能有效预防犯罪,达到“法治”的目的.“夫严刑罚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刑罚使百姓敬畏,重刑则使百姓畏惧.韩非认为法令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更重要是为了震慑百姓,使百姓一言一行都囿于法令之下,不敢触犯法令.《韩非子·六反》：“所谓重刑者等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也.”韩非认为,若是百姓为了自身利益而触犯法令,法令则施之于相较于利益而言更大的惩罚,两相比较之下让百姓畏惧法令,从而使得“国安而 不起”.
二、韩非的人治思想之实
《韩非子·有度》：“绳直而枉木斩等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家主张,“法”是治理好国家的唯一准绳,百姓必须将“法”作为其行事的唯一准则.但从本质上看,法家实际上主张的是“君下法治”[3],其人治本质显而易见.
第一,从法的内涵来看,法的产生及内容都隐含人治思想.其一,在法律的产生问题上,韩非继承了《管子》“生法者君也”（《任法》）的主张,在《韩非子·饰邪》中称之为“君之立法”,认为颁布法令的权利只属于君主个人.韩非提出只有君主独揽大权不让臣下把持,才利于统治臣民,治理国家.其二,从内容出发,法家提出的“法”主要是“刑”.从上述“重刑”的内容来看,法令的作用是為了震慑百姓,让百姓按照法令的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便于君主的管理,但对于百姓权利的维护却寥寥无几.
第二,在法的实际运作上,韩非在《有度》中提出,“法不阿贵,绳不扰曲等刑过不避大臣,赏罚不遗匹夫”.虽然韩非提出法令不偏袒权贵,惩罚犯罪不饶恕大臣；奖赏善事不遗漏平民,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他的这一主张却是偏颇的.因为韩非所提“法治”的对象仅仅是臣民,不包括君主,尽管他多次强调“法者等臣之所师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韩非子·说疑》）至于君主,韩非称“君不同于群臣等君臣不同道.”君主不同道,那么君怎能同臣民受制于相同的法呢?这种君主游离于法外的所谓“法治”实然不是真正的法治.如果将法治看成是君治,那么这种法治就更是十足的“人治”！
第三,从法的目的来看,韩非提出“法治”的根本目标是巩固君主的统治权益,而不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韩非在《定法》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韩非认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法的颁布和推行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韩非子·八经》中说“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大臣尊君、百姓利上就是韩非“法治”的最终目的,一个“法治”统治之下的“有道之国”.[4]
三、韩非人治思想和孔孟人治思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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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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