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下五七干校日子(三)是关于干校日子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干校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陈昊苏来信及陈毅诗词在干校传抄开来
干校搬到团泊洼的头一年,劳动强度非常之大.因为除了种地,还要盖食堂和一部分宿舍,常常要挑灯夜战.最令人恼火的是,军宣队违背科学种田的规律,非要改旱地为水田,在盐碱地上种水稻,试图创造奇迹.结果,秧苗插下去也就一周时间,便统统死了.可是军宣队领导仍不死心,又从别处调来秧苗,请来老农当顾问,重插了一遍.这一回秧苗倒是勉强成活了,但长得稀稀拉拉,像瘌痢头似的,到秋天每亩也就收二三百斤稻子吧,仍是成本都收不回.可军宣队却在大会小会上强调不要算经济账,而要算政治账,说广大干部在战天斗地中如何经受了锻炼,思想上获得了大丰收,等等,完全是欺人之谈.
1971年秋,即“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干校的气氛明显宽松起来.先是在国庆节前,军宣队的所有成员,都突然回部队集中学习去了,临时从各连抽调了七名干部,组成了干校的领导小组,任命五连的李之华（原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为首任“校长”.等国庆节后,总把“林副主席”挂在嘴边上的军宣队学习归来,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霜打了似的,脸上不见了神采,威信也明显下降,尤其是在一些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面前,就耍不起威风来了,不敢再瞎指挥,做下令我们在盐碱地上插二遍秧苗那样的荒唐事了.因此,我们平日的劳动强度也就大为减轻,可以有时间看点书和搞点娱乐活动了.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思想最活跃的是由音协、音乐研究所和人民音乐出版社组成的四连.因为那里有几位陈毅的老部下,像何士德、章枚,分别是《新四军军歌》和《黄桥烧饼》的曲作者,和张茜是新四军文工团的老战友.那年国庆节,他们回北京休假,就和张茜恢复了联系.从北京回干校,就给大伙儿带来了林彪确已摔死的惊人消息,尤其是章枚,越说越激动,竟情不自禁地当众唱起《黄桥烧饼》来,仿佛重新焕发了战斗的青春.
也就是自林彪折戟沉沙之日起,我们感到“ ”的形势有了变化,或许不久的将来还能干文艺这一行,就开始练起笔来了.我原先爱好写诗,我连的指导员叶枫,早年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是从总政文工团合唱团转业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音乐研究的,他鼓动我写一组大合唱歌词,由他来谱曲.这样,我就陆续练习写了些歌词,除一组大合唱的歌词给了叶枫谱曲外,其余的,就到四连去找王世光（后任 歌剧院院长、《长江之歌》曲作者）、钟立民（后任《歌曲》杂志副主编,《鼓浪屿之波》曲作者）、戴于吾（后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等几位朋友作曲.我常到四连去串门,就不时听到一些“尖端消息”（这词是我连艾晓朴同志发明的,他把从北京高层人物传出的内部消息,称作为“尖端消息”）,尤其是陈毅逝世, 身穿睡衣出席追悼会后,章枚同志收到的陈昊苏来信及张茜整理的部分陈毅诗词,就在干校传抄开来.一时间,群情激奋,心里豁亮了许多,都盼望着重返工作岗位的一天早日到来.
我下干校头天遇见的陈勃,还有我下干校前 军宣队写作小组的组长方杰,都是干校政工组的负责人,他们遇有什么文件需要起草,如年终总结报告之类,就把我从连里临时抽调出来,作为干校的“笔杆子”用.当时,常被抽调去的“笔杆子”有三四位,组长是五连剧协的屠岸.他在文字上的严谨、缜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勃还张罗搞了一个反映干校全貌的摄影展览,虽说好多照片都是陈勃和二连的几位摄影家临时补拍的,但生活气息大都很浓,技巧高超,颇具艺术性.陈勃把我找去写说明词——一幅照片配一首小诗.那些照片都是陈勃派专人回京到新华社的中国图片社去放大制作的,也不知后来流落到了何处?如能找到,应该说是一批很有历史价值的珍贵资料.
正因为陈勃、方杰、屠岸抽调在干校政工组工作,所以他们是最早分配回京工作的.当时,原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石少华是新华社副社长,先将陈勃调去,当了摄影部主任.没过多久,又来干校调走了一批人.其中,包括方杰（后调任中国文化报社社长、 艺术局局长）、刘锡诚（后调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党组书记）、雷达学（即后成为文学评论家的雷达）及苟煜升、郭玲春夫妇（郭玲春因体弱多病,下干校比苟煜升还晚,安排在小卖部当售货员,到新华社工作后,成了新时期最有名的文化记者）.干校第二批分配工作的同志是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屠岸幸列其中,正是他后来接替韦君宜,当了该社的总编辑.
身体没有自由了,但是人总是会思想的
第一、二批分配工作的干部,加起来也就二三十个,只占全校干部的几十分之一.但他们—走,就把大家的心搅得不安宁了.尤其是像我这样“ ”前夕毕业的1964、1965届大学生,是干校最年轻的一批专业人才,单我们三连就有二十多个,全干校,估计就有上百个,哪个不盼着早日跳出苦海呢?那时候,我们聚到一起时谈起各自的命运前途时,总是先慨叹一声：“八年了,别提它了！”这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在杨子荣前去访贫问苦时,常猎户因不愿触及伤心事而说的一句台词.因为我们这批人从1964年大学毕业算起,到此时已整整八年了.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大都下乡去搞了一两期“四清”,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搞所谓斗、批、改等不是去整人,就是挨人整,在政治运动的波涛里沉浮,几乎没有一天平静的日子.因此,随着 为所谓的“二月逆流”平反,一批开国元勋获得“解放”,重新起用,我们也就觉得下放劳动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
就我个人而言,假如能很快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还是希望实现先前的理想,从事文学或戏剧创作.可是,毕竟已好多年不写东西,可以说笔都生锈了.怎么办?就只有赶快抓紧时间读书、练笔.于是,几乎是每天我都开起了“夜车”.我们五班有十来个男的,住一间宿舍,就只有一盏电灯.为了不影响同伴们的睡眠,我在为摄影展览写说明词时,捡来了一张包装胶卷用的黑纸,做成了一个圆筒似的灯罩,套在灯头上,让一束光直接照射下来,我便在这一束光下看书或写作等
那时候发表文艺作品的园地极少,谁要是能公开发表一星半点儿东西,就会成为干校的一大新闻.我们班的刘念兹,利用回京休假的机会,把“ ”前的一项古典戏曲方面的研究成果整理成文,送给了刚复刊的《文物》杂志,居然很快就登了出来.他兴奋地对我说：“我亮相啦！你也得赶快想办法亮亮相啊！”是啊,谁的文章能公开发表,就意味着他没有政治问题,就像被打倒的老干部复出,名字重新见报一样,令人惊喜万分.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我和叶枫合作的大合唱中的一首歌,就收进了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歌曲选》.在干校的年轻人中,也许我是在出版物上最早“亮相”的一个吧?虽说当年我所写的东西不可避免地受到了“ ” 文艺思潮的影响,无艺术价值可言,但在走出团泊洼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每想起下干校的日子,我都会想起黑纸筒下那一束特殊的灯光.当年的写作条件是多么艰苦、渴望重新工作的心情是多么急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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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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