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王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关于王通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王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王通践行“以行观文”的伦理学批评方法,提出了“文必贯道”的伦理学批评命题,极为重视作家的道德品行和作品的伦理价值.虽然此种批评方法有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之嫌,但却是对儒家伦理学批评传统的继承,也具有重要的当下性意义.王通的这种伦理学批评是为实现其“王道”理想服务的,对其弟子门人及唐代政治文化建设,对其孙王勃的文学革新及文艺思想,对古文运动及宋明理学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以伦理政教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王通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起到了上承秦汉、下开唐宋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王通；以行观文；文必贯道
作者简介：李海燕,女,文学博士,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河汾王氏和陕郡上官氏与初唐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0CZW023；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个人项目“宫廷文学与国家兴衰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1D005002000004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4-0138-07
王通（584—617）曾于隋大业年间,仿孔子续写《六经》,在家乡河汾（今山西河津）聚徒授学.1王通去世后,其弟子门人谥曰“文中子”,其平日言行被集结成语录体之《中说》.考察《中说》,可知王通践行“以行观文”的伦理学批评方法,并提出了“文必贯道”的伦理学批评命题,这是一种基于儒家伦理学的文学批评,是为实现其“王道”理想服务的.尽管王通的伦理学批评更注重作家的道德品行对于作品的影响,相对忽视文学的艺术价值,但对于认识六朝文学之失,在新的政治大一统时代建立超越于六朝的文风,提高作家的道德修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通《中说·事君篇》载：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 “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1
《中说·立命篇》载：
或问陶元亮,子曰：“放人也.《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矣.”
尽管引文中论及的作家都是六朝时期的著名文人,然而王通却因不赞赏他们的品行,认为他们都是“古之不利人”而否定了他们的作品.且认为其作品的弊端正与他们品行的瑕疵相对应.2可知,王通考察诗文的途径,是以行观文,即通过作家的道德品行来评价其诗文的特点和优劣.
以同样的批评方法,王通对少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家予以肯定,认为他们有“君子之心”,比如《中说·事君篇》中提到的颜延之、王俭、任昉和陈思王曹植.证之以史,如颜延之曾提倡：
昔之善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寻尺之身,而以天地为心；数纪之寿,常以金石为量.[1]（P1894）
任昉据载：“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于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无以为敛.”[2]（P1454）王俭“寡嗜欲,惟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3]（P438）.三人无疑皆堪称道德典范.而曹植,王通认为其能够“以天下让”,且“时人莫知之”（《中说·事君篇》）,更是难得的君子.故王通对他们四人的作品也持肯定态度,赞扬其文“约以则”、“深以典”（《中说·事君篇》）.
可见王通对作家的道德品行极为重视,认为作家品行之高下与其作品优劣相对应.虽然这种批评方法有忽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之嫌,但却是对儒家伦理学批评传统的继承,并且在隋末之际,也具有重要的当下性意义.
孔子云：“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德在言先,德本文末,乃是儒家学者对于作家道德品质的一条最为重要的要求.王通无疑就继承了这种伦理学批评方法.这种批评方法是有其合理因素的,因为作家自身的伦理意识往往决定作品的伦理内涵.“严肃的作家总是自觉到某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其伦理含义就体现在他对人类社会现状和处境深切的道德关注,对现存文化中不公正的、丑恶的方面的批判与否定,以及对正义与美好社会生活的褒奖与颂扬.此乃文学的伦理本质.”[4]（P298）因此作家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形成君子人格,对于自己的创作当大有裨益.同时,也必将起到规正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
王通的这种重视作家德行的伦理学批评具有当下意义是因为,汉末以来,儒学式微,礼崩乐坏.而曹操“唯才是举”政策的实施,无疑颠覆了儒家的道德伦理传统.司马氏以晋代魏之后,名士们因不满其虚伪礼教,更是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形成了放浪形骸、洒脱不羁的魏晋风度.至南朝,梁简文帝萧纲曾如此诫子：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5]（P113）
对此,我们认为,人、文分离的现象可能会存在,但“文”无论如何总会是“人”的思想载体,与“人”难以分割,且读者也难免“以文观人”.故而萧纲的说法常遭后人诘问,如王应麟曾引王通的话批评道：“斯言非也.文中子谓‘文士之行可见’,放荡其文,岂能谨重其行乎?”[6]（P1858）可见教子“文章且需放荡”,无疑等同于教子“立身也可放荡”了.所以就不难理解自曹魏以来,文士无行,背离儒家道德规范的情况时时有之了.故而在重新走向大一统的时代,王通关注作家的道德修养,关注“文”与“人”的统一等传统儒学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王通所赞赏的君子是怎样的呢?《中说》中有很多表述.比如强调要遵守三纲五常,重视仁义,以“道心”防“人心”3,等等.但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于《中说·事君篇》中所描述的王通本人作为隋末大儒这一道德典范的生动形象：处事谨慎,端严有礼1；尊老爱幼,恭温亲切2；节俭洁净,取食有道3；济人不厌,亲躬杂役4；严守三纲,不从流俗5；言所当言,批判社会6；知其不可而为之7；等等.而其良好的示范作用也使得“子之乡无争者”（《中说·事君篇》）.可见作家提高自己的修养,养成像王通那样的君子人格并内化到文章中去,其作品也必能像“子之乡无争者”一样起到人文化成的重要作用.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王通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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