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自传、回忆录和口述历史是大学硕士与本科口述历史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崔永元 口述历史 全集方面论文范文。
自传、回忆录和口述历史,内容方面有内在关联,而在形式构造方面,三者的差异明显.它们是三种不同性质的文本,一般不难以区分.随着口述历史概念、方法、技术及形式的流行,出现了一种新生事物“口述实录”,问题就来了.
口述实录本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体,只是一种记录方式及呈现形式.它促使了“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录”乃至“口述传记”等新文体的产生.这些新文体和口述历史之间,就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错综纠缠.
于是,我们就要面对6个不同概念：自传、回忆录、口述自传、口述回忆录、传记、口述历史.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其间有哪些相同点、哪些差异?这些都成了问题——不仅是文体的问题,也有契约和伦理问题——需要专门讨论.
一
本来不成问题的事物及其概念,出现了新情况并演变出新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口述历史的出现并且流行,出现了自传、回忆录和口述历史的杂交情况,且随之也出现对口述实录、口述历史的误用、乱用和滥用.
典型的例子如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计划的一部分,它是一部口述历史著作,按理应该叫《李宗仁口述历史》才对.但它叫《李宗仁回忆录》,却又标注为“唐德刚撰写”.这种新创的,基于口述历史的历史书写体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矛盾.即,唐先生捉刀 时经常会自作主张,不仅要随时修订李宗仁的错误记忆,而且连李宗仁的口语习惯词也要加以删减修理.如此就有了问题：这部作品到底是李宗仁回忆录,还是唐德刚的史书?我们知道它是基于唐德刚对李宗仁的访谈,即唐德刚提问、李宗仁口述,但在这部书中并没有任何访谈对话的痕迹.唐先生是经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历史学家,追求史料正确,本身不是缺点,唐先生的史学见识和史学功夫都值得钦佩；问题是史料正确,既非来自李宗仁本人口述,也不是来自口述历史的现场对话,而是来自唐德刚先生的事后查证和改写,如此,这本书还能叫做《李宗仁回忆录》吗?
另一个例子,是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的《季羡林口述史：大国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这部书同样名不副实.从口述史角度说,这部书值得讨论和批评的地方很多.首先,在这部书中,基本上看不到采访人的角色,受邀而来的蔡德贵教授只扮演了一个单纯的倾听者和记录员.此次口述历史计划是季羡林先生灵机一动,而后主动邀约蔡教授,但季老先生恐怕缺少口述历史方面的经验和知识,压根儿就没有设计“访谈人”的角色及任务（见该书《前言》的第1—3页）；蔡德贵先生是被动上场,充当捧哏,同样缺少口述历史的经验和知识,也没有充当访谈人的意识和勇气.其次,在编纂过程中,蔡先生显然也没有按照口述史规范去做,没有将季羡林先生的口述整理成“口述史”,零碎,重复,缺乏系统性,缺乏建构知识的框架模式和方法途径.作为“口述史”,它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最多只能说,它是未经整理加工的《季羡林口述实录》.书中的另一个主题,即“大国学”,并没有成为叙述的焦点,没有看到陈述人和记录者对这一概念进行深入阐释,没有看到有关这一重大主题的学术思考和对话.这部书若取名为《季羡林闲言碎语》或《陪季羡林先生聊闲篇》,或许更好吧.
相对应的例子是白吉庵、李仲明著：《梁漱溟口述实录》（团结出版社,2009）,这是一部认真扎实的传记作品.问题是,它取名“口述实录”,但书中使用的却是第三人称.如开头所写：“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溟,后以字行；笔名寿民、瘦民、漱溟等等梁漱溟祖先是元朝宗室后裔等”（第1页）这显然是传记的写法,而不是口述形式.该书是由白吉庵记录了梁漱溟先生的口述,并由李仲明先生补充扩写,取名为“口述实录”,在书中却见不到第一人称“口述”的痕迹.如果说《季羡林口述史》本该叫做“口述实录”,那么《梁漱溟口述实录》其实应该叫做《梁漱溟传》.虽然《梁漱溟口述实录》确实是以梁漱溟本人的口述信息作为重要的写作基础,但这部书的作者在其他文献资料方面所下的功夫也非常之深,而从文体形式看,叫“口述实录”明显是名不副实.
另一个例子是沈国凡采写：《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党史出版社,2007）.和上述《梁漱溟口述实录》不同,这部书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即让读者看到法官王文正口述的痕迹.问题是,在这部书中,出现了大量并非“亲历”且不可能“亲历”的叙述内容.例如：“胡风夫妇为之吃惊,为之苦恼.说他有点个人主义,有些小团体主义,有些宗派主义,或者说对建国初期的文艺发展有自己的不同意见,这些他都会承认.可说他反党,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这可是天大的冤枉啊！扪心自问,他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想法.他们感到了一种惶恐不安.”（第21页）这段话肯定不会是王文正先生“亲历”,恐怕也不是王文正先生口述,而只能是沈国凡先生“采写”——说“猜写”或许更合适——在这部书中,诸如此类的采写很多,多到让人不得不讨论：书中究竟有多少是王文正先生口述、多少是沈国凡先生采写?以“口述,亲历”作为书名是否合适?
另一个例子是周海滨著：《失落的巅峰：六位 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这是一个好选题,该书的可读性也很好.问题是,它的内容并非都是由受访人口述,其中还有“延伸阅读”内容.例如第一部分《陈长璞口述爷爷陈独秀》,陈长璞口述部分只有区区3页（第3—6页,其中第4页全部是照片）,而根据《陈独秀生平传略》等资料改写的“延伸阅读”则有20页之多（第6—25页）,即根据文献资料撰写部分的页数是口述部分的数倍.这种情况,是否还能叫做“口述历史”?值得商榷.中间部分问题不大,最后一部分即《胡德平口述父亲 ——耀邦同志和中国为什么要改革》,中间的大部分内容是参考胡德平的著作《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 》而来,虽然内容确实是取自胡德平的著作,且引用也得到了胡德平本人同意、授权,但说它是“口述历史”,恐怕还是不合适.
二
总结: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口述历史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文史馆口述历史丛书第四辑即将出版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充分挖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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