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是关于对写作视角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视角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实践形式.基层协商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关键词：协商；实践模式；治理转型；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6-0057-08
20世纪80年代,协商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得到了一批西方政治学者的关注.
伯纳德·曼宁、乔舒亚·科思、哈贝马斯、戴维·米勒、安妮·吉登斯等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协商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进入新世纪,协商进入了本土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促进了我国协商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促进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协商的内在要义看,协商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入分析和研究当前我国基层
协商实践形式,总结其治理创新经验,以把握我国社会治理发展动向,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基层协商的实践形式
在实践层面,协商在我国本土有着丰富的存在形式.从抗战时期的“三三制”到政治协商会议,再到当前的基层群众自治的恳谈会、协商日、听证会、议事会、理财会等,我国自发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协商.我国国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人口结构、风土人情、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千差万别,基层协商的实践形式不尽相同.
(一)层级推进：浙江省温岭市的恳谈会
“恳谈会”由乡镇、村或乡镇部门党组织主持,由广大的人民群体及相关代表参与.它主要有四种形式：一是乡镇、村、部门以及企业的恳谈活动；二是镇听证会；三是村级议事制度；四是“民情恳谈”活动[1].单从村镇层面看,温岭市松门镇的“恳谈会”被划分为三层次和四类型：镇级恳谈、镇各部门恳谈、村级恳谈以及企业恳谈.作为我国南方经典的基层协商实践形式,浙江温岭的恳谈会实际上经历了从村镇恳谈到市级恳谈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了层级推进的发展特征；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多个部门,吸纳了大量群众的参与.
第一,村镇协商.1999年6月,“恳谈会”在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产生,其前身是松门镇“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建设论坛”.在此基础上,松门镇领导班子改变了过去由干部向民众进行单向说教的模式,转化为干部与群众对话,对社会热点问题、群众关心问题、社区难点问题进行共同探讨.
随后,恳谈被引鉴到了行业工资领域.2003年,中国第一个工资协商范本在新河镇产生,恳谈由此扩展到了行业工资协商领域.随着恳谈的进一步发展,温岭市委恳谈设计者逐渐探索出了将恳谈与现有的制度协调并融合于体制内.在不断摸索中,2005年泽国镇和新河镇尝试了公共预算恳谈改革,探索恳谈的制度化途径由此提上日程.为了将恳谈引入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众多专家和学者推动实施了著名的“泽国实验”.到2008年,新河镇的参与式预算已形成一套程序完备、参与广泛的示范模式.
第二,由镇及市.随着恳谈在村镇两级快速发展以及向社会各领域和政府部门延伸,浙江温岭的恳谈式协商逐渐向政府层级的上级发展.2013年,温岭市将预算恳谈从乡镇一级升格到市级,同时在提交预算修正案后引入代表辩论程序.如今,参与式预算已推广到当地市级三十多个部门.
温岭“恳谈会”已逐渐变成了党政部门组织、广大群众参与、平等对话沟通、协调利益关系、推进合作共赢的听证会、协调会、促进会,在温岭的社会管理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二）机制融合：河南省邓州市的“四议两公开”
为了扩大基层,提高村民参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河南省邓州市结合基层建设的实际,于2004年出台了“4+2”工作法.“四议”指的是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指的是决议公开和实施结果公开.
从“4+2”工作法的流程来看,其主要创新在于协商机制的融合.评价“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它把党的领导、村民自治、党内基层和农人翁地位融为一体[2],是党领导的村级自治机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第一,融合了党的领导机制和村民自治机制.党管农村是中国的传统,农村基层党建也是党建的重要基础.从我国村民自治的产生发展到现在,农村社会始终存在着党的领导机制——村党支部和自治机制——村委会.由于党支部与村委会权力来源的不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了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难题.党国英认为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委员会分立是制约乡村政治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制度缺陷[3].“4+2工作法”则有效地融合了党的领导机制与村民自治机制.一方面,重大事项的协商由党支部提议,党员大会审议有效地维护了党的领导,坚持了党管农村的原则.另一方面,村庄重大事项由村“两委”会商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一定程度上依法保障了村民的自治权利,集中体现了村民自治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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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嵌入式抑或体系化基层协商推进路径分析 摘要：国内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嵌入式”和“体系化”的推进路径。“嵌入式”的发展便于从治理体制中汲取资源，在短期内收获共生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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