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1953年上海周扬派和胡风派之争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周扬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演员周扬整容太难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于1953年1月正式结束.这一年,胡风度过了建国后最为平静的一段闲居生活,“胡风派”的作家绿原、路翎和鲁藜等,也纷纷亮相《人民文学》.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北京一片“平静”,上海文艺界“周扬派”和“胡风派”之间却波澜横生.该年6月,围绕胡风青年友人耿庸的著作,彭柏山、刘雪苇等“胡风派”和夏衍、唐弢等“周扬派”之间旧怨新嫌集中爆发,酿成了激烈冲突.这场冲突名为思想斗争,实际上主要建立在派系恩怨的基础上.它不但大幅损伤了“胡风派”的体制资源,也直接促成了胡风及其友人的沉没.在有关胡风的诸多研究中,这段史事尚无人专门梳理,本文试作钩沉.
一
上海是胡风友人的主要聚集地.建国初年,除胡风外,居住在上海、被视为“胡风派”的作家还包括：彭柏山、刘雪苇、梅林、罗洛、耿庸、贾植芳、张中晓、王元化、张禹等.其中,彭柏山、刘雪苇都曾是鲁迅身边的青年作家,建国后成为党的重要干部.柏山由24军副政委转业为华东 副部长,雪苇则任华东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兼新文艺出版社社长.两人为处境维艰的“胡风派”开辟了部分体制资源.王元化、梅林、俞洪模、张中晓、耿庸等人都在新文艺出版社任职,雪苇还实际掌握了华东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月报》（巴金挂名主编）,梅林担任《文汇报》“文学界”副刊主编.且因这层背景,长期出版胡风及友人著作的泥土社亦得幸存,梅志、罗洛等人还尝试创办了小刊《起点》.这些资源,是“胡风派”在“猛人驰骋”[1]的文坛上弥足珍贵的战斗“阵地”.1949年后,胡风久久不愿意“伏罪”,和这种资源支持是不无关系的.但是,1953年6月上海突然爆发的“周扬派”和“胡风派”之争,意外地毁去了这一切.
冲突的导火索,是该年2月青年批评家耿庸出版的《〈阿Q正传〉研究》一书.该书“是一部论辩性著作”,“驳斥对象主要是冯雪峰关于鲁迅的一些论述.”[2]对这本书的出版,冯雪峰本人示以沉默,但《文艺月报》副主编唐弢以替冯雪峰辩护为理由,力主由《文艺月报》发起对耿庸的批评.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酿成了两派斗争.然而,一点点火星所以燃成大火,实在是双方积怨已久.这种“积怨”和“两个口号的论争”的矛盾有关,和夏衍“主持”上海文艺界的垄断性权力有关.由于柏山、雪苇都有着令人骄傲的解放区革命资历[3],对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夏衍有所轻看.因此,自1949年起,双方就开始“摩擦”不断.材料显示,在1953年之前,双方其实已积下了这么几笔“旧账”.
（一）刘雪苇推荐胡风担任华东文联主席一事.据载,“筹备成立华东文联时,由于他（刘雪苇）当时身任文艺处处长,由他具体负责筹备工作.当时,他是打算把华东文联辟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地的,他建议由胡风来担任华东文联主席,并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提名为副主席,同时又准备调大批胡风分子到文联工作.这样,他企图把文联辟为从主席到一般干部,清一色地由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掌握的天下.”[4]这条材料来自1955年的“ 风”运动,其真实性是否能保证呢?对此其实不可武断地予以否定,一则50年代中前期普遍的社会风气还比较实事求是,二则材料的作者都是雪苇领导下的青年干部,比较熟悉内情,因此剔除其中“反革命”之类的政治修辞,其事实部分还是比较可靠的（后文使用的批判材料情况大体类似）.“ ”后,雪苇本人也忆及此事,“我对舒主任（舒同）说,如果夏衍不调华东工作（当时他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并据他说身兼26职）,是否可考虑胡风做主席,巴金做副主席的候选人?”[5]不过,雪苇的推荐未获允许.揭发材料说,“我们的党立即制止了他的这一居心不良的方案,于是刘雪苇大失所望,阴谋未能实现.”[6] “我们的党”是谁?揭发者言之不详,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也未谈及此事.此事是否使夏衍对刘雪苇产生不甚愉快的印象,不能肯定,但也难以否定.
（二）《武训传》事件.1951年,夏衍受《武训传》牵连,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检讨.未就此事过多追究.表示,夏衍检讨了就好,还是要放下包袱放手工作.[7]但是,上海的“胡风派”却不愿放过此事,罗洛、耿庸、方典（即王元化）、罗石（即张中晓）等人在《文汇报》副刊“文学界”接连发表文章,对夏衍“旁敲侧击”.耿庸称,《武训传》的错误在上海早就有人察觉,却遭到阻止,“负责同志”“不仅是以他们自己的错误认识影响了别人”,“并且也一定产生了正确批评的被阻碍的客观效果的.”[8]张禹在《文艺报》刊文,明确表示《武训传》既在上海摄制,上海文化局局长（夏衍兼任）就得负失职责任,若只检讨而不追究行政责任,那批评“无非是旧官僚式的笑骂由人”“像从前封建朝廷士大夫的‘清讲’那样”；若对广大文艺干部进行整风,就是取消对领导的批判,就“和圣经上所教人的道理：‘谁没有罪,谁先拿起石头’,不谋而合.”[9]这些批评其实已经不是思想讨论,而是人事恩怨.夏衍对这些旁敲侧击的攻击反应如何呢?夏衍本人未作过公开表示,但《夏衍传》的作者是这样说的：“他当然也不会忘记,建国以来,由丁玲、冯雪峰等人控制着的《文艺报》曾给自己横添了多少罪名.张禹那篇颇有引人入罪用意的妙文,就是刊发在《文艺报》上的.”[10]可以肯定,在1951年,双方已经有不小的隙怨了.
（三）刘雪苇搜集夏衍的“黑材料”.1952年5月,上海文艺界进行整风.据批判材料说,“他（雪苇）到处搜寻攻击的材料,甚至有一次并私自假文艺处处长名义,通知各有关以及无关的机关、团体干部,召开非法的干部会议,以图收集上海文艺领导干部的材料,来进行攻击.但是,对这别有用心的会议,许多同志根本未来参加,到会者寥寥,而到会的同志知道了会议的目的后,不但无人发言‘供给材料’,反而有一位同志批评了刘雪苇.刘雪苇目的未达,老羞成怒,会议也就不欢而散.这时,刘雪苇叫王元化等到处收集上海文联组织作家下厂、下乡体验生活的材料,向华东局做书面报告,恶毒地把这些活动诬骂为‘赶鸭子’.企图继续地进行攻击”,随后,雪苇还专门编辑《华东文艺动态》用以攻击夏衍.[11]这份批判材料因为出于1955年“ 风”期间,其可靠性不免可疑.但事实是否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反映当时上海文艺界是这样理解双方的关系的.在中国政治中,事情如果发展到搜集对方“黑材料”的地步,迟早会爆发激烈的公开的你赢我输的派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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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胡风冤案里的正义之声 现如今，知道六十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人已经不多了，受此案牵连榜上有名的“胡风分子”更是大都已去世，一切似乎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
2、 政治家周恩来和文人胡风 胡风才华横溢，恃才傲物，一生中只服膺恩师鲁迅，崇拜政治家周恩来。抗战时期，在条件艰苦、环境复杂的国统区，与周恩来那一段极不平常的交往令他终生难忘。
3、 螺丝钉的幕后贡献:周扬、胡乔木和讲话的生成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重要的文艺理论和政治方针，七十余年来深切地主导和引领着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关于《讲话》的生成，学界此前已有。
4、 晚年周扬的一段佳话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周扬因病住院，未能出席这次大会。12月27日，他从医院打来电话，向大会。
5、 重塑胡风奇女子 1955年5月，胡风被捕，其妻梅志也被押走。直到1961年2月，老母亲与世长辞，梅志才被放出来料理丧事。丧母之痛，以及一去六载杳无音信的胡风，都。
6、 胡风和曹禺:一段被撕裂了的友谊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艺理论功底和广泛社会交往能力的文艺批评家，胡风与很多知名作家都曾有过密切的工作往来，也曾建立过不错的私人交谊。这些往来和友谊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