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胡风和曹禺:一段被撕裂了的友谊是关于胡风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胡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艺理论功底和广泛社会交往能力的文艺批评家,胡风与很多知名作家都曾有过密切的工作往来,也曾建立过不错的私人交谊.这些往来和友谊往往始于青年时代的意气相投,并通常在抗战的烽火和并肩作战中得到锤炼和升华,却在解放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几乎致命的打击与考验,这其中,胡风与戏剧大师曹禺的一段长达近二十年的渊源颇为引人关注,这段渊源从欢快始,以悲劇终,其中的历史教训不禁令人感叹长思.
一、胡风与曹禺的初期接触与互动
根据现有史料,胡风与曹禺第一次正式交往接触的时间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间点绝不会晚于抗战初期.早在1936年,年仅27岁的新锐剧作家曹禺便已进入到鲁迅先生的视野之中,据 《鲁迅日记》 的记载,1936年2月15日,鲁迅先生便在书店购买了一本日译本的 《雷雨》.同年4月22日,鲁迅又收到了曹禺寄赠的日译本 《雷雨》 （此书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藏书库）,在该书照片背面写着“鲁迅先生校正曹禺1936”.随后,鲁迅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之后,在巴金的引荐下,鲁迅原本答应在1936年10月19日与曹禺见面,但却因鲁迅的猝然去世而未能实现.鲁迅先生生前对曹禺戏剧创作才华的认可和欣赏,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为鲁迅传人的胡风.自抗战初期起,他不仅和曹禺保持了通信,也在编辑抗战文艺刊物 《七月》 时,接受了曹禺的一些意见.
胡风与曹禺的这些通信,目前只有一封曹禺于1937年写给胡风的信被保留下来,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胡风文库,该信全文如下：
胡风兄：
阅报看见您在办 《七月》,不知贵刊需要抗敌的剧本否?有一位青年剧作者,冼群君,他写过一篇很好的独幕剧,叫《反正》,描写通州保安队反正事.我看过这篇剧本的演出,非常动人,确实是一篇优秀的宣传作品.随信把原稿寄上,希望您能采用,我相信它会立刻成 （呈） 现在舞台上一篇极普遍而有力的抗敌剧.如若您不用,仍请回复我一下,更请把这个稿子寄还长沙积谷仓三号冼群先生,我也再想其他的方法介绍这篇文章.谢谢您,敬祝著安
弟 曹禺上我的地址是长沙军库路十号
在这封信中,曹禺向胡风推荐青年剧作家冼群创作的抗敌剧 《反正》,并且希望这个剧本能刊登在 《七月》 杂志上.写作此信时,曹禺正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而冼群正是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因抗战而由南京内迁长沙的颠沛流离中,冼群有感于1937年7月29日发生在冀东通州的“通州起义”,创作了反映通州冀东保安队不满日本侵略者控制,进而奋起反抗,最终反正起义的抗敌剧《反正》,此剧完成之后,即受到时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务主任的曹禺的注意.1937年10月8日到10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到长沙后,在又一村民众大会堂作第二次公演,在公演的剧目中,就有由曹禺导演的 《反正》.接到曹禺的来信,胡风仔细阅读了附在信后的 《反正》 剧本,并最终决定予以发表.1937年11月16日,在“通州起义”发生不到四个月之后,《反正》 便刊登在了《七月》杂志的第三期上,与它同期刊登的,还有端木蕻良的 《寄在战争中成长的文艺手们》、丘东平的 《叶挺印象记》 和 《吴履逊和季子夫人》、曹白的《烽烟杂记》、草明的 《我是那样接近敌人的》、田间的 《战争的抒情小诗》、艾青的 《他起来了》、胡风的 《给怯懦者们》、萧军的 《第三代》、辛人的 《洛阳桥》、姚烽的 《从捕杀网里挺脱出》 等抗战文艺作品.正是由于曹禺的推介,《反正》 这部当时还略显生涩的抗敌剧才得以在 《七月》 这个抗战文艺的大平台上得到全面的宣传和展示,提高了影响力和普及度,最终成为抗战初期名动一时的重要剧作.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戏剧新秀冼群也凭此与胡风建立了联系,先后几度给胡风去信 （这些信件现也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胡风文库）,恳请胡风对自己的剧作进行批评和点拨：
对于今晚的一切,很盼望详加指导,我想您是愿意的.
最近写成一个默剧,另外还写了一个三幕儿童剧,默剧只有动作,所以剧本的初稿也只是些动作.三幕剧新近写成的,约三万多字,您愿意看和愿意赐教吗?
偶然在《七月》第十一期上,看到发稿酬的明信片,拙作 《反正》有稿费没有,我不知道,有,正好,因为我已“无业”,没有也不妨.
关于友联公演,您一定有不少意见,对于剧本、演、表或其他；很希望您能抽空告诉一点,好作为改进的南针,尤其关于剧本方面,极盼多多赐教.
在胡风和曹禺的共同关注下,冼群在抗战的烽火中很快成长起来,成为一位颇有成绩的抗战戏剧家：他先是组建了友联剧团,后又成为抗敌演剧第七队的队长,在抗战期间还曾导演过 《日出》和 《北京人》 等经典剧目.解放后,冼群担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他所编导的著名电影《龙须沟》,以朴素清新的风格征服了观众,至今仍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应该说,胡风与曹禺的这些初步的接触与互动,既是出于对彼此文才的相互欣赏与看重,也是出于抗战初期文艺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需要.这种合作与互助,不仅仅在当时推出了一个剧本,提携了一位戏剧新秀,也在大趋势上推动了抗战戏剧与抗战刊物的合作与并进,为二人日后的进一步交往打下了一定基础.
二、胡风对曹禺剧作的评论
1938年,随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内迁重庆,胡风和曹禺有了更多见面交谈的机会,而这也使得胡风得以近距离地接触曹禺、观察曹禺,进而对曹禺的戏剧艺术作出一定的分析和考量.
胡风为曹禺剧作撰写的评论文章,完整保存至今并被收入 《胡风全集》 的只有三篇,分别是 《〈北京人〉速写》 （1941年）、《论 〈北京人〉》（1942年） 和 《〈蜕变〉一解》 （1942年）,在这三篇剧评中,胡风着重评论了曹禺于抗战期间创作的两个剧本 《北京人》 和 《蜕变》,首先对曹禺的戏剧艺术才华予以了充分肯定：“然而,在我们的感受上,作者的挽歌是唱得那么凄伤,那么沉痛,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说,有些地方是达到了艺术的（我是在它原来的意义上写下这个形容词的）境界.”“艺术不是新闻报导,它所反映的是历史的真理,那应该是从过去一直照亮着将来的.要求和我们的生活更近的历史课题在艺术上能得到反映,这只能是积极地向创作界一般提出的愿望,决不能作为对于某一个作家的具体作品的否定根据.”“最后,我想提一提作者的对于艺术创作的理解和他的艺术才能.在他,正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相合,创作上的主题,只能有机地表现在人物的心理斗争或性格变化上面：在他的笔下,人物的动作、言语,都是为了息息相关的彼此的心理动向.就 《北京人》 说,虽然在严格的艺术要求上还不免有一些浪费的地方和为了交代情节的拼凑的地方,但他决不使他的人物丧失了自己,决不使他的人物成为概念的留声机.即令那完全是从概念造出来的人物罢,好像他也能够把那概念变成某一程度的活的心理状态,用具体的语言和适当的动作使观众得到一个好像那是具有真实性的人物的假象.这是艺术家的最宝贵的才能,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恐怕也值得某些剧作家认真地学习的.”在这里,胡风以一个文艺批评家的敏锐眼光和近乎本能的艺术判断力,毫不含糊地指出了曹禺剧作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们的艺术性.这种发自内在、直指人心的艺术性,使得曹禺创作的经典剧作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力量和可能.在这种摄人心魄的艺术性面前,任何附加的外在意义和功利因素都不得不退居次席.也正是因为胡风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和崇尚,才使得他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超越了“现实主义创作论”的限制和束缚,对曹禺剧本中的某些非现实主义的艺术因素也抱以真诚的理解和尊重：“我们有权利指出这个剧本的反现实主义的方向,但我们也尊重作者的竟至于抛弃了现实主义的热情,以及由这热情诞生的创造的气魄.”应该说,胡风的这种艺术为先的戏剧本质观直到现在来看也仍然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戏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艺术,艺术与其他事物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具有激动人心的、非功利的审美特质,其他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都只能附着在这个先决条件之上.如果一部戏剧的艺术审美基础存在问题,那么附着在这部戏剧上的其他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也随之就失去了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禺的 《北京人》 和同期的抗日宣传剧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后者更强调政治背景、社会影响等外在因素,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与实用性,只属于抗战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而前者却把重心放在艺术审美这个内在因素上,具有全面的哲学和美学色彩,可以超越具体的时代而永恒存在.今天,无数的抗战宣传剧都已埋没在岁月的风尘之中,而 《北京人》 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历史的裁汰选择,足以证实胡风当年的眼光和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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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易卜生群鬼和曹禺雷雨的结局比较 内容摘要：《群鬼》和《雷雨》分别是易卜生和曹禺两位伟大戏剧家的著名作品，在两篇作品都有关于家庭伦理混乱和意外灾难的描写。两个家庭都有着不可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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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曹禺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其审美转向 摘 要：以《原野》为界，曹禺戏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迥然不同的两类：一类以蘩漪、陈白露、花金子为代表，她们性情刚烈、自我强烈舒张；另一类以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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