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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的人性观问题,学界多有详细论述,但是人性观念不可避免地割裂了人与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无法真实反映儒家对人的政治考量,也就可能因此误读了儒家对人的认识与规制.从先秦儒家的经典中,寻找其在生理需要、情感偏好、智力水平、价值追求等方面对于人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如何运用政治和法律对人进行规制或许是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先秦儒家 人 规制 政治期待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2-0121-10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的制定与施行,都以人的存在为基础.以实证法学话语言之,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在民众中施行,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权威.国家基于社会政治现实,为实现统治目的而制定法律的过程,离不开统治者对人的认识与把握.
人性问题是中外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如王国维于《静安文集·论性》中所言：我国之言性者古矣.然而,亦如苏力教授所言,“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研究中基本不讨论人性问题,尽管任何法律理论都可能直接或隐含地涉及对一般人性的理解判断,因为人性永远是法律制度的一个基础,并构成制度效果的边界”.①即便谈及人,研究者在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对比之后,往往草率地基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章句上》）等便得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法律思想的前设假设是性善论,并因此认为性善论导致中国传统政治法律制度重视人治、德治而不重视法治.
关于早期儒家的人性观问题,苏力教授在其文章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无论性善或性恶,人性观念都是对人进行理论化、简单化的抽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割裂了人与社会条件、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因此可能在概念化、类型化的过程中忽视了人本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现实社会中的人并非全然以符合逻辑、理性法则的方式行动,人们可以同时拥有各种相互矛盾的需求,可以做出违背其愿望的抉择,因此抽象化、甚至机械化的人性观念在政治决策、法律制定过程中可能无法真实反映人的欲求、心理、行为方式,进而无法实现充分有效的社会治理,也不能真正实现政治目标.诚然,先秦诸子针对社会政治问题提出济世救国方针时,不能不对人有一基本判断,不能不对人的需求、爱好、智力等有所认识,但诸子或许不曾提出系统的人性理论（如孔子）,或者诸子所提出的人性理论不足以涵盖其对人的认识（荀子与韩非子均主张人性论,但荀子认为人可以通过学习积累而行仁义,韩非子则对人通过学习礼法而行善不抱有希望）,因此也就不能直接从人性理论论证、推导其治理主张.
在本文中,笔者尝试避免为人性观念所限制,从多个维度看待儒家在现实中如何认识“人”,即在春秋战国的社会条件下,儒家如何对生理需要、情感偏好、智力水平、价值追求等因素进行综合并构成其视阈中“人”②的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先秦儒家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如何对人进行规制.这一研究或许不能深入阐发儒家政治思想的价值,也无法客观还原儒家政治实践的原貌,但或许能从中窥视儒家学派如何认识人（而不是限于“性善”、“性恶”的争论）,如何解决其时代问题并规范社会秩序,避免简单地将儒家思想视为空洞、不合时宜的学说.
二、 先秦儒家对人的认识
斯金纳强调,思想史并非对于永恒问题的不断贡献,而是对于变化着的问题变化着的回答.③这一观点虽然有其偏颇之处,但其揭示了任何思想命题的回答都离不开某个特定场合与某个特定的意图.这意味着对特定问题的回答应当从属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儒家对“人”的认识也因历史语境而不同,例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又如“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儒家立说的历史语境便是在春秋后期以至战国的政治现实.
王国维指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谓之乱.”④春秋之后,昔日维系社会之纲纪名存实亡,既定的社会规范与阶层疆界不再能提供社会秩序,各阶级不再安分于以往的疆界,社会失范,道德也因此失去了准则.⑤为“礼”所节制的情欲一旦失去了控制,越轨行为便屡见不鲜.齐襄公与妹妹通奸,陈国的夏姬与多位诸侯、大夫通奸,即便是作为文化正统象征的周王室也发生了叔嫂通奸的丑闻.作为统治者的上层社会违背治理之道,社会便失去了控制,因而曾子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论语·子张》）.国家间兵燹四起,但并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称之曰“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章句上》）.如果遇到灾荒,则“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于此.格尔茨在其《文化的解释》中提出,无序对人造成的威胁至少有三个方面：分析能力有限、忍耐能力有限和内心道德有限.⑥因此,社会失去了规范的同时,也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因素,就如身处惊遁场面的群众一样,每个人都回复到极端自私的状态,人与人之间只能以赤裸裸的利益交往,只求目标,只顾一己利益,不择手段.⑦于是,伴随着作为政治枢机和道德枢机的国家的失范,一方面诸子之学四起,看似百家争鸣文化璀璨,另一方面却是社会之纲纪名存实亡,道德失去准则,社会失去了规范.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以继承尧舜之道、弘扬圣王心法自居的儒家如何看待失去藩篱的人们呢?
(一)儒家视阈中人对于国家的价值
春秋时期,民本思想已经孕育并颇为可观,例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左传·桓公六年》）.⑧儒家继承了这种思想,因而孟子认为“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⑨即民是天所生,君主是天为民选定以治理民众的.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的主张.荀子虽然没有延续以天道讲人道的路径,但也引用古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阐述君子爱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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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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