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基于分类视角下酒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杜邦分解分析是关于盈利能力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盈利能力的意义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已有的酒类行业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但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酒类行业的营销策略、酒类行业的生产效率、酒类公司的品牌化战略、酒类行业上市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评价和综合经营绩效等方面,而关于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对酒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较为鲜见.文章选取白酒、红酒、啤酒三个行业的龙头企业,借助杜邦分析体系深入分析酒类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进一步论证政府“舌尖腐败治理”的社会治理效应和行业治理效应.
关键词：舌尖腐败治理 盈利能力 行业治理效应 政府治理效应
一、引言
国外对酒类行业的研究较早,以红酒类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多.Phares（2009）研究了经济周期和红酒市场变动的关系,发现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变化和红酒市场变化不同,典型例子是澳大利亚和法国.Costanigro等（2007）利用Hedonic模型讨论了红酒价格和市场划分之间的关系,在价格分类划分市场中找到了合适的结构性突破点及其影响因素.总体来看,国外相关文献主要关注环境变化和红酒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酒类企业如何应对环境变化,以及酒类细分行业内企业的关注较少.国内对酒类行业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董占奎（2009）重点对酒类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因子分析的实证结果表明,酒类上市公司股权比较集中,股权集中度和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陆俊杰（2012）研究了通货膨胀对我国酿酒行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使用聚类分析,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和居民消费能力同行业利润之间显著正相关,两个影响因素中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更大.总体上,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白酒和啤酒行业,所研究的内容和国外相关文献相比更为细致,但结合宏观制度环境变化进行研究的文献尚属空白,特别是我国酒类文化源远流长,而时下宏观层面又有明确的“舌尖腐败治理”制度.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酒类行业的研究散见于酒类行业的生产效率、酒类行业上市公司的市场竞争力评价和综合经营绩效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分析上市酒类公司的盈利能力的研究并不多,且研究对象类别较为单一.并且,目前学术界关于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对酒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研究成果十分鲜见,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文献几乎为空白.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我国政府“舌尖腐败治理”的制度演变,以杜邦分析方法为基础,通过分类比较分析“舌尖腐败治理”背景下我国酒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的变化趋势及差异,一方面探讨“舌尖腐败治理”的政府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依然有很多酒类企业逆市而上,这意味着酒类行业的优胜劣汰机制更加明显,这说明政府“舌尖腐败治理”不仅具有政府治理效应,同时也存在酒类行业治理效应.
二、白酒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杜邦分析——以贵州茅台为例
为验证政府“舌尖腐败治理”是否对白酒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影响,文章选取贵州茅台为代表,对政府“舌尖腐败治理”以来,贵州茅台的盈利能力进行杜邦分解.
从下页表1和图1可以看出,在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初始期,贵州茅台的权益净利率在急剧下降,这说明贵州茅台在“舌尖腐败治理”的初期受到了市场需求的极大冲击,其盈利能力大幅降低.但值得注意的是,贵州茅台的销售净利率却并未有大幅的波动,且贵州茅台的资产周转率却在“舌尖腐败治理”过程中大幅下降.总体上表明,茅台作为公款吃喝中出现概率最大的酒,其受到的冲击理应非常显著,这也证实了文章开始的判断：政府“舌尖腐败治理”是有针对性的,主要是遏制公款消费的奢靡之风,各种酒类中（尤其是白酒）高端品种的消费量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现状描述,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贵州茅台对于高端白酒销售极其依赖,产品结构畸形化严重.但2013年四季度的杜邦分解指标显示,贵州茅台已经开始着手品牌经营战略的转型,加速调整产品结构,力争摆脱对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消费依赖,其盈利能力有一定回升.特别要注意的是,春节期间酒类消费量通常较高,也不排除市场需求的回暖给贵州茅台的销售净利润带来利好.
从下页表2可以看出,在政府“舌尖腐敗治理”严厉期,贵州茅台的销售净利率仍较为稳定,但转型期间公司的资产周转率仍未得到明显的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司转型战略的执行尚未真正到位,其盈利能力仍处于中下段,虽然趋势上仍在向上攀升.此外,贵州茅台的权益乘数较为稳定,这说明公司的整体经营风险仍在可控范围.但从长远来看,若不能摆脱对高端白酒销售收入的过度依赖,未来公司的发展瓶颈将日趋显现.
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常态期贵州茅台盈利能力的杜邦分解见表3.在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常态期,可以看出贵州茅台的盈利能力正处于一个缓慢的复苏期.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转型、经济驱动换代的新常态时期,贵州茅台仍能保持稳定的销售净利率,说明公司的经营能力较强.虽然权益乘数有所上升,但是公司总体经营风险可控.资产周转率仍然处于低位,这说明公司对资产的利用不够充分,未来的转型需要注重该方面,以期快速、大幅、可持续地提高自身的盈利能力.
从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常态期表现来看,贵州茅台的盈利能力逐渐恢复,核心竞争能力和战略转型效应逐渐显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压缩了酒类企业的盈利空间,行业治理效应显著.
三、啤酒类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杜邦分析——以燕京啤酒为例
为进一步验证政府“舌尖腐败治理”是否对啤酒类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影响,文章选取燕京啤酒为代表,对政府“舌尖腐败治理”以来,燕京啤酒的盈利能力进行杜邦分解.相比于白酒、红酒在公款消费中较为常见,啤酒在公款吃喝中的比例相对较小,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因此研究发现：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对白酒和红酒行业的影响较大,而对啤酒品种的影响相对小于前两者.
从下页表4和图2可以看出,在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初始期燕京啤酒的权益净利率在降低,公司的盈利能力处于一个低水平,其主要原因在于资产净利率的降低,而资产净利率的降低关键在于其销售净利率的降低,销售净利率的降低在于净利润的下降.当然,权益乘数相对稳定,说明公司债务情况基本稳定,但也并未给公司的转型带来实质性的优势.结合文章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在政府“舌尖腐败治理”初始期,燕京啤酒的盈利能力受到冲击,这说明燕京啤酒的市场策略和营销结构存在不合理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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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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