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多维人口结构变动交互经济影响是关于人口结构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城乡结构城镇化和户籍结构市民化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的三大趋势特征,并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多重冲击和交互影响.考察人口多个维度结构变动对经济的综合影响,对更好地把握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这种交互影响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趋势会对经济增长分别产生 、正向以及U型影响.从交互影响看,随着人口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将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 影响,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弱化城镇化和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市民化则有助于改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这表明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尽早以市民化助推城镇化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人口结构；经济增长；老龄化；城镇化；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2-0084-07
一、引 言
由于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三者同时变动带来的叠加效应,使得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日益复杂化.同时三者之间并非相互孤立,而是存在相互影响的内在逻辑关系,三者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交互影响,即各自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受到其他维度结构变化情况的影响.因此,单独考察某一变动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偏误,无法科学判断人口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的总体影响.为更好地刻画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包含三个维度人口结构变量的增长模型,以考察三者同时变动的背景下,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及其交互效应.
已有文献早已对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的经济影响进行了研究.2010年以来,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剧和经济增速放缓两种现象的叠加出现,使得社会舆论普遍相信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人口红利衰减是经济增速放缓的重要原因.实证研究表明,老龄化进程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资本形成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多个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 影响[1],并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年均降低大约1个百分点[2].统计及调查数据也支持上述判断,2014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2013年净减少371万,为连续3年下降,且降幅逐年扩大.2015年初针对珠三角300家制造业企业调查显示,由于劳动力供给短缺,工资面临较大上涨压力,预期涨幅为6.80% .劳动成本上升无疑会削弱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迫使企业向东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转移,进而威胁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的城镇化更是被视为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且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率以年均1—2个百分点速度快速推进,2014年城镇化率已达到54.77%.文献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是维持中国经济7%左右增长的重要保障[3],但从中国城镇化实践看,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显著大于人口城镇化[4],表明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有待加强.市民化是国家新近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复杂,学术界也存在一定争论.一方面,市民化会增加公共财政支出压力,若每年实现2 500万人口市民化,则每年需要新增财政支出6 500亿元[5],无疑会对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较大冲击；另一方面,市民化又会扩大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水平,如果控制住居民的其他特征,非户籍人口比本地居民的消费水平要低大约30%[6],同时市民化还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城镇集聚创新能力,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尽管已有文献分别就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同时考虑三类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综合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科学评估和考察人口结构多维度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复杂影响,有利于正确判断未来人口因素对宏观经济的综合作用,更好地认识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间的内在关系.
二、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机制
笔者认为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对经济增长存在相互影响的交互效应,具体而言就是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的影响,而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同理城镇化和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会受到老龄化进程的影响,呈现出变参数的影响关系.之所以做出三者的经济影响之间存在交互效应的判断,是因为三者并非孤立的人口结构变动,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1. 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的逻辑关系
观察中国现实可以发现,中国当前人口结构变动过程中,存在着“老龄化→城镇化→市民化”的链式逻辑关系,即政府通过市民化战略来纠偏城镇化发展模式以抵制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当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对中国经济的 影响已愈发显现,为应对此种局面政府选择了将推进城镇化作为维持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传统城镇化增长模式更多被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城镇化,或者简单地等同于投资建设,而忽视了人的城镇化.这虽然推高了经济增速,但也造成了抑制消费和地方债膨胀、城市社会矛盾加剧和“鬼城”频现的问题,使得其持续性难以维系,且埋下了诸多隐患.为破解城镇化发展困境,政府又提出了以市民化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对传统城镇化模式进行纠偏,以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发展之间的有机统一.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向看,已有文献表明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既包括人口老龄化趋势带来的经济增长阻力,也包括人口城镇化带来的经济增长助力,还包括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复杂经济影响,因此,其相互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互补性,从而为政府推动市民化和城镇化来化解老龄化困局提供了可能性.也正因于此,才会出现“老龄化—城镇化—市民化”的倒逼式政策应对逻辑.
由此可见,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之间并非是孤立变化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链式传导机制,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难以用简单的线性关系来刻画,需要考虑其相互间的交互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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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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