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科学构建中国特色新型党际关系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党际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党际交往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政党政治是影响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重要因素,而执政党和在野党或参政党的关系又是政党政治中的关键因素.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相互监督有余,但相互协调不足,甚至经常造成政党之间的恶斗,严重影响权力的高效运行.过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实行 制,虽然避免了政党之间的恶斗,但因缺乏政党之间的相互监督而导致权力严重腐败滥用.我国的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相互协调比较顺利,但相互监督略显不足.因此,在总结国内外党际关系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怎样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的执政党和参政党既相互监督又相互协调和谐发展的新型党际关系,就成了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执政党；参政党；相互监督；相互协调；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7）06-0055-05
近年来,中国 在领导 合作制中,虽然在国家重大决策时和参政党进行平等协商方面进行了一些成功探索,但怎样和参政党进行严格有序的相互制约监督,从而构建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既相互监督又相互协调和谐发展的新型党际关系,仍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西方国家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相互关系状况的启示和警示
西方国家的政党之间相互关系首先表现为政党在选举中的竞争和监督.在选举前,以各政党争夺席位的多少來影响议会权力的运作和监督执政党.在选举后,也有一些国家的在野党为准备上台执政以预设的影子内阁来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其次表现为议会内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在议会中,反对党对执政党提出的立法和政府施政进行监督.在野党只要掌握必要的票数,通过对执政党主导下的政策提出修改或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遇到重大分歧时,政府要么修改已提出的政策,要么主动辞职,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议会甚至可以组织专门机构对政府首脑进行调查或弹劾[1],总之,执政党主导下的政府必须接受议会监督[2].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仅仅是以激烈竞争为特征的选举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协商 在西方国家也开始兴起,并逐步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 政治离不开政党协商.西方国家政党协商的主要实现方式,一是选前通过组成政治联盟实现政治协商.大选前为了在选举中击败对手,没有绝对把握获胜的政党会和一些没有能力单独胜选的弱小政党通过政治协商结成联盟参和大选.二是选后议会党团通过政党协商实现联合组阁,并协调执政方略,以统一他们的立场和行动.同样,反对党及其盟友的议员也会进行协商,联合在野党监督执政党,以统一反对党的共同立场.此外,为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执政党也会和反对党进行协商,以谋求某项政策的顺利通过.三是举行国是会议进行政治协商.通过召开国是会议,在各政党、各团体和社会公众之间进行双向甚至多向的交流,以形成彼此互相理解,求同存异,达成共识.
总的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中,由于执政和在野的竞争关系,相互协调合作的动力小于相互竞争和监督的动力.尤其是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不仅非常严格,有时甚至演变成政党之间的恶斗,导致决策和施政严重不畅,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以及后来的总统奥巴马任期内就先后发生过国会否决总统提出的预算案,双方互不妥协,最后导致政府和一些公共事业单位一度因经费不到位而被迫关门停业.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更是因为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严重恶斗,经常导致议会决策和行政部门施政难以正常运转.境外国外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激烈竞争关系和恶斗状况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刻启示和警示：在野党对执政党的严格监督是防止执政权力滥用和腐败的必要手段,但为竞争执政权而滥用监督导致的政党恶斗也难以保证施政顺畅运行.
二、中国 探索执政党和参政党既相互监督又相互协调关系的经验和教训
监督和 协商是现代政党政治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领导的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在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前, 及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就已经萌发了“互相监督”的思想.1940年, 在为 起草《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让代表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共同参和政权建设,同时又相互监督.此外还规定参政会对政府有弹劾权和监督权,对同级政府有选举、罢免、创制和复议权.抗战后期, 在延安接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时还郑重指出,中国 只有选择走 的道路,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保证新政权跳出“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3]
新中国成立后前八年,以 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 党派对执政党的 监督作用.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 制情况下,中国 坚持保留了 党派的存在,并提出要和 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4]34的八字方针,从而逐渐把 党派对执政党的 监督正式确立下来.各 党派也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借助人大、政协平台,在巩固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促进了中国特色的现代政党政治发展.虽然随后发动的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严重伤害了执政党和参政党的相互监督关系,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 结束了“ ”期间的“左”倾错误路线,重申和完善了和 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和共”的方针,中国的政治生活重新开始转入正常发展轨道,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逐步得到恢复.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 领导的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参政党 监督的合法性得到了宪法的保障.[5]党的十六大以来,以 为总书记的党 ,高度重视参政党的 监督,2005年颁布的《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领导的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参政党 监督和 协商的机制、内容、形式、渠道等方面内容,对党和政府完善 监督和 协商机制提出了具体要求,开创了我国 合作事业和 监督工作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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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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