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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人对党忠诚、自觉维护权威,为长征胜利和党的团结统一树立了典范.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权威的确立,则为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大力弘扬陕北革命精神,忠诚党的事业,做政治上合格的人.
关键词：长征；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对党忠诚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04-04
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经苦难走向辉煌的不朽史诗.长征不仅铸就了中国永恒的精神丰碑,而且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的转移,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延安十三年这一伟大的时代.长征也因此被视为影响中国革命乃至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件而载入史册.综观历史,党及红军之所以最终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既是以为代表的党战略抉择的结果和长征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人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自觉维护权威的结果.正因为有陕北革命根据地作为党和红军长征可靠的落脚点,中国才得以浴火重生,中国革命才得以转危为安,中华民族才得以凤凰涅槃.这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对党和红军长征胜利的最大贡献.
一、陕北革命根据地在客观上为红军长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落脚点
首先,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为党和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大革命失败和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针对党内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指出中国革命存在并且能够发展的五个条件,即第一,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决定了红色政权能够利用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而保存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存在的地方一般都是受到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1]上述五个条件,不仅决定了中国革命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而且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除了具备上述五项条件外,尤为重要的是根据地的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与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思想上不谋而合,能够在革命实践和探索中,实事求是地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在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偏远山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经过数十次武装起义和兵变失败后,刘志丹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军事运动同农动结合起来,尤其是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2]此后,围绕根据地建设,在陕甘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的基础上,陕北根据地先后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等正规红军,组建了工农政权,开展了土地革命,颁布了各种革命法规、政策,对农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与动员.在受到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干扰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和陕西省委被破坏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能够根据客观情况适时作出战略调整,将根据地的中心从靠近国民党统治区的照金转向南梁,并以南梁为基础划分为陕北、关中和照金三路游击区,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壮大.在包括革命根据地在内的全国大部分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这就为党和红军的长征战略转移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次,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了革命的中心必然要向西北转移.大革命失败后,东南沿海地区是国民党政权统治力量最强大的地区,“剿”灭和红军是其“戡乱”的既定战略.早在发动对苏区大规模“围剿”之际,即声言：“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等须知赣匪不清,国亡无日,吾人分心,则覆亡随之.”[3]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革命中心不可能长期位于敌人势力厚重的东南地区；西南地区长期处于滇系、桂系、川系等传统军阀绝对控制之下,革命基础非常薄弱；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继占领东北后实际上控制了京、津、冀、热河、绥远等华北要地,东北和华北的革命活动因此受到重创.在全国范围内,唯有西北地区相对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控制较弱的地区（青海、甘肃、宁夏因有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等地方民族势力的控制,革命力量也极为薄弱,红军西路军的兵败即是重要证明）,并且西北特别是陕甘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持续开展着革命运动,革命基础较好.也正因为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鉴于东南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堡垒,陈独秀在五大政治报告中即提出过关于把革命重心转向西北的构想,建议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应放在西北方面.但“西北学说”因被批作“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而抛弃,甚至连正式印发的《五大政治报告》也只字不提“西北”,完全推翻了陈独秀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内容.[4]而红军长征从东南辗转二万五千里一步步被压缩到西北,包括后来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恰恰体现了这一革命的客观形势.
在长征机动转移背景下,党首要目的就是尽快找到一个可靠的大后方.在得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确切消息之前,曾先后六次改变落脚点,分别是：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停止去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建立川西苏区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2月16日,军委决定创造云贵川苏区；1935年4月29日,军委再次决定建立川西苏区；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1935年9月11日俄界会议决定在中苏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向东发展.但上述落脚计划没有一个变为现实,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地方缺乏良好的革命基础和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条件外,主要受制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因此,直到1935年9月20日,在甘肃宕昌县哈达铺从报纸上得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消息（并从与贾拓夫的谈话中得到证实）后,在榜罗镇会议上最终决定将党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而“能够在陕北找到一处立脚点,这对于和红军来说,确实可谓是喜从天降.”[5]关于走进长征落脚点,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给予评价：“一年来,他们南征北战,含辛茹苦,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克服了重重障碍,在大半个中国传播了红军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他们不再是一伙在的精锐部队面前衣衫褴褛、争吵不休和狼狈逃命的人.他们将把长征转变为胜利.长征已不再是退却,不再是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6]353-354显然,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正是党和红军长征以来苦苦寻觅的最佳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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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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