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是关于对写作济北诗话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济北诗话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关键词〕《济北诗话》；适理；雅正；醇全之趣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5-0099-05
一
作为日本诗学史中第一部诗话（也是汉文诗话）,虎关师炼的《济北诗话》①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创性,对后来的日本诗学（尤以和、汉诗话为代表）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当然,如果对五山文学的开创者虎关师炼生平及学术背景稍作了解的话,就会发现《济北诗话》的创新和启发其来有自,这种学术渊源就是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的宋代诗学.那么,《济北诗话》到底受容了宋代诗学的哪些思想呢?
首先,就是虎关以“适理”、“雅正”论诗.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言,②这显然是接受了宋代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济北诗话》指出：
“赵宋人评诗,贵朴古平淡,贱奇工豪丽者,为不尽耳矣.夫诗之为言也,不必古淡,不必奇工,适理而已.大率上世淳质,言近朴古.中世以降,情伪见焉,言近奇工.达人君子,随时讽谕,使复性情,岂朴淡奇工之所拘乎? 唯理之适而已.”
③
久松潜一说“重理”是虎关诗观的根本思想[1]（480）这一概括可谓精炼.此“理”为何?虎关认为,象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其言“适理”、“复性情”,所以其言既可“工”,也可“达”.以儒家圣人为标本,此“理”显然意含儒家之“理”.
虎关进一步以“雅正”论来强化“理”之理学特色.《济北诗话》指出,
“夫诗者,志之所之也,性情也,雅正也.若其形言也,或性情也,或雅正也者,虽赋、和,上也；或不性情也,不雅正也,虽兴,次也.今夫有人端居无事,忽焉思念出焉,其思念有正焉,有邪焉.君子之者,去其邪,取其正.岂以其无事忽焉之思念为天,而不分邪正随之哉?物事之触我也,我之感也,又有邪正,岂以其触感之者为天,而不辨邪正随之哉?况诗人之者,元有性情之权,雅正之衡,不质于此,只任触感之兴,恐陷僻邪之坑.昔者,仲尼以风雅之权衡,删三千首,裁三百篇也.后人若无雅正之权衡,不可言诗矣.”[1]（317）
所谓“雅正”、“风雅”,一言以蔽之曰“去其邪,取其正”.这与朱熹所论契合,其《诗集传序》指出,“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 [2]（3965）在《论语集注》卷一朱熹注“思无邪”云,“诗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举大数也.蔽,犹盖也；‘思无邪’,《鲁颂·駉篇》之辞.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7]由于“心之所感有邪正”,所以要“去其邪,取其正”,就是要“使人得其情性之正”,二者意思如出一辙；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虎关诗学继承了理学衣钵.
朱熹还指出,“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如此,亦似里巷无知之人,胡乱称颂谀说,把持放雕,何以见先王之泽?何以为情性之正?”[4]（2076）再次指出诗歌“使人得其情性之正”之意.这对元代真德秀影响较大.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诗赋”类中指出,“或曰：此编以明义理为主,后世之诗,其有之乎?曰：三五百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5]（380-381）明确地将“性情”与“理”联系起来.虎关师炼曾受入日元僧宁一山（一山一宁最早在日本传播宋学）亲教,承其衣钵,是“日本最早钻研宋学者”,[6]（413）对中土主流的理学思潮应有相当了解,因而其将“适理”与“性情雅正”并提实质是受到了宋元理学思想的影响.
二
虎关师炼受理学思潮影响的另一例证是其“自得”论.他在讨论和韵诗之害时曾评杨万里之“兴”论.他说：
“杨诚斋曰：‘大抵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等.’此书佳矣,然不必皆然矣.等夫上才之者,必有自得处.以其得处寓于兴也赋也和也,无往而不自得焉.其自得之处,杨子所谓天也者也.其天也者何? 特兴而已乎? 赋也和也皆天也.下才之者少自得处,只是沿袭剽掠牵合而已,是杨子之所谓大坏者也.等杨子不辨上下才,谩言赋和者过矣.”[1]（315-318）
杨万里浓厚的理学底蕴使其诗学思想打上了鲜明的理学烙印.“自得”也是宋代理学家的口头禅,虽然杨万里在此并未以“自得”论“兴”,但虎关在此以“自得”论其“兴”赋总体来说还算适当.
然而,虎关师炼以天赋之上才、下才来论“自得”,已与程朱理学思想有所区隔.二程说：“学要在自得.等其自得者,虽甚人言亦不动.待人之言为是,何自得之有?”“学贵于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6]（122、316）朱熹也说过： “看文字,不可恁地看过便道了.须是时复玩味,庶几忽然感悟,到得义理与践履处融会,方是自得.”[4]（2631）他们都只是强调个体主体性的发扬,并未涉及个体的天赋问题.《二程遗书》记载：“周伯温见先生,先生曰：‘从来觉有所得否?学者要自得.六经浩眇,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归而求之可矣.’伯温问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圣.须是于思虑间得之.’”[6]（296）明确指出自得需经过每个个体的深思熟虑,与天分无关.真德秀《西山读书记》记张栻之言说：“学贵于自得.不自得,则无以有诸己,自得而后为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之所与,非聪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7]就明确地强调自得是智力天分所难以企及的.由此种种可见,虎关师炼之自得已与程朱理学之自得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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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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