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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中日两国的人口特征数据,实证研究了中日两国老龄化过程的差异、老龄化对两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以及政府应对老龄化的政策.研究發现日本老龄化比中国提前约20年到达,在未来持续老龄化的作用下两国人口特征会趋同；日本养老金体系、储蓄率以及产业结构受老龄化的冲击比中国更严重,中国老龄化的 问题目前还没完全暴露.日本政府通过积极的生育政策、移民政策、延迟退休政策、银色资源开发政策以及产业调整政策来解决老龄化问题,和日本相比,中国的经济社会政策显得相对迟缓和保守,目前政策实施的力度和效果都不明显,因此,中国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人口政策、生育配套政策、产业政策以及高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应对潜在的老龄化威胁.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结构；社会问题；应对措施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2-0021-10；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
“生育率降低以及寿命增长”产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体现为老龄人口在社会人口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劳动力供给人口规模数量相对萎缩的现象（United Nations,2014）[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15》报告显示,1980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85%,2015年上升为123%,据预测2050年将会有215%老龄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冲击经济增长、储蓄、投资和消费、劳动力市场、养恤金、稅收、财富转移等,也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Peter Uhlenberg（1992）认为老年群体的财富分配提高会恶化年轻一代的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经济压力以及关怀负担[2].
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在人口爆炸过程中享受到“人口红利”的正外部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加剧,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及社保资金供应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中国不断放开人口政策,从 “独生子女”的严格计划生育状态逐渐转向宽松的“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胎”政策.20世纪70年代伊始,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由稳定型逐渐演化为倒金字塔型,老龄人口比重增加的同时年轻劳动力剧烈减少,2010年左右日本人口达到峰值,至此日本总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自从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人口老龄化加剧迫使其进行人口政策和经济政策调整,以抵抗劳动供给冲击和养老财政冲击.中日两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演进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相似性,中国也可能会经历日本老龄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因此通过对 析两国老龄化进程和政策,可以为中国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经验.
一、中日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对比
(一)两国的人口增长率差异
本部分对 析了中日两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口老龄化情况,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部①①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5 Revision, DVD Edition[DB/OL].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2016-10-19.,其中2015年以前数据为现实的统计数据,2015年以后数据为预测数据.本部分主要从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预期寿命方面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国人口都经历过相似的增长高峰,但80年代后日本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2010年后开始为负,并将经历漫长的负增长过程.和日本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在1995年经历了第二个增长高峰,但总体来看两国人口增长率在时间上的演进趋势具有趋同性,特别是两国都进入减速增长的通道过程中,趋同性现象比较明显.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来看,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这比日本迟来20年,2050年两国人口增长率出现动态平衡,随后日本人口增长率回升速度要快于中国.
(二)中日人口的年龄结构
本部分将人口数量按照年龄分为4组构建人口结构的环状图.按照时间段从内环到外环排序,最内层是1955年的情况,最外层是2100年.通过环状图可以发现,1955年中国20岁以下年龄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7%,日本为46%,2015年则分别变为23%和17%,而从预测数据来看,2100年则分别为18%和18%；20到40岁的年龄组中,中国和日本分别从1955年的28%和29%变化到2015年的31%和23%,2100年则为20%和20%；40岁到60岁年龄组中,中日人口结构变化类似.将60岁及以上人口定义为老龄人口来看,中日老龄人口比重在1955年分别为7%和8%,2015年分别为15%和33%,预测数据显示2100年将提高到40%和41%.显然日本如今正在经历严重的老龄化过程,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老龄状态,未来两国老龄人口比重具有显著的趋同性.1990年之后,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更为显著地上升,中国这一时期的该段人口也加速增大.
进一步将总体人口分为4个年龄组：0—19岁、20到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4组,并以2000年、2020年、2040年和2050年分别作为四组年龄变动的拐点.通过方差分析发现,2015年前两国19岁以下以及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20到39岁之间的人口比重不存在显著差异.2015年后的预测数据中,19岁以下、60岁及以上的两组差异最为显著,20到39岁之间比重也开始呈现出差异性,40岁到59岁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弱；2050年之后中日之间20—39岁、40到59岁、60岁及以上的人口差异性凸显出来；2090年的预测数据显示差异又开始减弱,19岁以下的差异几乎消失.
(三)中日预期寿命结构差异
表2分析了五个类型的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中日女性预期寿命、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中国人口内部性别、日本人口内部性别.按照2015以前、2015年以后、2050年以后、2090年以后以及所有年限作为五个阶段进行方差分析,本文发现2015年前中日两国预期寿命差异显著性依次为：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的差异、中日女性预期寿命差异、中日男性预期寿命差异、日本人口内部性别差异,最不显著的是中国人口内部性别年龄差异.从2015年后预测数据分析发现,中日女性预期寿命、日本人口内部性别、中日预期寿命性别差之间的差异性非常显著,而中日男性预期寿命的差异性开始减弱,中国人口内部性别预期寿命没有显著差异性；使用2050年后的预测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中日男性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异性消失.总体来看,中日两国人口预期寿命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国别内部来看日本国内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更大,中国男女预期寿命差异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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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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