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刘义庆、刘孝标对世新语认识之差异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刘孝标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广绝交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刘义庆、刘孝标分别是《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和作注者,刘义庆虽追求内容的真实性,但也不完全排斥道闻逢说.所以《世说新语》被写成了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小说；而刘孝标认为它是一部史书,所以他作注时是以史学的要求对其进行补阙、纠缪,这使《世说新语》具有了史书的特征.他们的这种态度的差异也建成了后世人们对《世说新语》文体的争议.
关键词：《世说新语》；刘义庆；刘孝标；差异；原因
中图分类号：1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09)02-0128-04
《史记》《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志人小说,自从这部书问世之后,一直备受文人的喜爱.对这部经典著作有两个人贡献最大,一是编撰者刘义庆,一是作注者刘孝标.然而,他们对这部书的认识并不尽相同.刘义庆追求《世说新语》内容的真实性,却又没有排除道闻途说、街谈巷语的成分,以致于《世说新语》被撰写成了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作品；刘孝标把《世说新语》当成史书,所以,他在作注时是以史学的规范要求自己,重点在于纠正《世说新语》的纰漏,这无疑增加了《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刘义庆所编撰的《世说新语》带有六朝小说的时代特征；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亦带有南朝的史学风貌.刘义庆的创作态度以及刘孝标的作注原则对这部书产生重要影响.致使后人对《世说新语》的文体不能形成统一的看法.
一、刘义庆对《世说新语》的编撰态度
对于《世说新语》的文体,历来目录学家都认为它是一部丛残小语、道闻途说之书,所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百川书志》、《四库全书总目》、《千倾堂书目》、《书目答问》等皆将其归之为小说家类.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主要是刘义庆缩撰《世说新语》的态度所造成的.刘义庆所处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阶段,小说家主观上是排斥虚构而追求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创作小说.然而,他们创作的内容却又有许多不真实的成分.
从《世说新语》的内容上看,虽然它有道闻途说的内容,但是刘义庆并不是有意虚构.他是把《世说新语》作为实录来记载的,《世说新语》所描写的一些故事也颇具真实性,甚至它的部分内容的真实程度超过了正史,如《世说新语·德行》云：“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范晔《后汉书·黄宪传》中,以此语为陈蕃、周举之言.余嘉锡说：“黄叔度尝和周子居同举孝廉,见《风俗通》及《圣贤群辅录》.本书《赏誉》篇注言‘子居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此宜是子居之言,范书盖误也.”这是《世说新语》所记事,反而胜过作为正史的范哗《后汉书》.从这些内容来看“和其谓之小说,不如看作杂史”,所以把《世说新语》当成史书是有一定依据的.清代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中,《世说新语》被列入“史学传记类”.梁启超把中国古代史学分成十类.其中把《世说新语》列入了第五类“杂史”叫,的“琐言”.当代史学家顾颉刚把《世说新语》当成六朝时期的“杂史”.钱穆也认为“应是一部史书,而且很重要.”现代一些学者提出了更多的类似观点,“《世说新语》完全采用纪实手法.根本排斥艺术虚构.同时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很明显,就是为名士们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根本无意于作小说.因此,《世说新语》和‘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可以说,《世说新语》在内容上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集.”“《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今人大量采用,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而属于史料笔记.”另外,《世说新语》中出现六百多个人物,这些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真实的,并且能够在历史文献中找到证实,这和小说虚构主人公有着根本的不同.毋庸置疑,《世说新语》确实具备了史书的某些特征,这也正是许多学者认为它不是小说而是史书的原因.
《世说新语》虽然有真实反映魏晋士人生活的一面,但是也有许多道闻途说、街谈巷语的内容,这些内容许多都是荒谬的,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世说新语》的文体.如《世说新语·文学》云：“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尝算浑天不合,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既而融有‘礼乐皆东’之叹,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得免.”刘孝标对此注曰：“马融海内大儒,被服仁义；郑玄名列门人.亲传其业,何猜忌而行鸩毒乎?委巷之言,贼夫人之子.”他的评价是正确的,不但指出这种猜忌之事不可能发生在马融和郑玄师生之间,而且还指出这是“委巷之言”,是“贼夫子之子”的诬陷之词.这则故事显然系小说家言,并且非常不合师生之间的情理.周楞伽进一步指出这则故事产生的原因,“此殆因郑玄精通天文历算.民间误以为他通风角占候遁甲之术,而马融又有‘大道东矣,之叹.不知此大道乃指礼乐而非道术,遂杜撰此故事,使硕儒变为道家,一则转式敕鬼追摄,一则坐桥下据木屐以禳解,荒诞可笑.”周楞伽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是当时人们对“大道”这个词的误解而造成的.
再如《世说新语·容止》云：“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啕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指出这则故事的荒谬,云：“魏武经纶霸业,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坐,君处臣位.将何以使万国具瞻,百寮佥瞩也?”余嘉锡也认为：“此事近于儿戏,颇类委巷之言,不可尽信.”《世说新语》中此类不真实的故事比比皆是,目录学家将其归人小说家类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义庆尽管对《世说新语》没有留下序言.也没有表达任何创作的动机和主旨,不过我们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判断刘义庆主观上是排斥虚构、无意作小说的,然而.他在编撰时并没有严格排查道闻途说、街谈巷语的内容,所以,这造成《世说新语》成了一部既具有古代小说特征又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著作.
二、刘孝标对《世说新语》的作注原则
《世说新语》问世后约四十余年,有南朝敬胤为之作注,之后大约过了二十余年,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敬胤注流传不广,几乎完全散佚.然而,和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孝标注久负盛名,并且一直和《世说新语》相辅相成地流传.
刘孝标没有把《世说新语》看成街谈巷语、道闻途说的小说家言,而是把它看成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汇编和魏晋时期风流士人的真实写照.他不会把《世说新语》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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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刘孝标世新语注评议 摘 要：对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体例，历代学者都有过研究和论述。有学者将其体例具体分为补阙、纠缪、备异、论辩、存疑、释典、梳理、别见八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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