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西法律初始差异和后续流变是关于流变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压变,流变是什么意思?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当人类已有善恶观念,出现恶人恶行,需要去恶扬善的时候,中外刑罚史上,实体罚则都没有太大差异,对于杀人放火抢劫 之类,无非是死刑或者长期 .晚近反酷刑的人文思潮,促使各国基本废止了肉刑,刑罚总体走向轻缓也是大势所趋.可以说,中西法律制度有史以来最大的差异不在实体罚则,而在诉讼程序,尤其是刑事诉讼程序.简言之,对罪大恶极的人就地正法,最为简洁明快,许多看客也会大呼过瘾.但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杀人的理由容易被掩饰、弱化,乃至忽视.因此,中西历史背景中刑事诉讼制度从雏形到完备,是法律文化依不同路径从蒙昧到文明的最好缩影.
毋庸讳言,对恶人恶性施加惩罚,最重要的条件是存在权威.权威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神.前者如帝尧殛鲧,后者如耶和华逐亚当、夏娃出伊甸园.次要的条件是,权威治下的个人或群体有某种罪错需要追究.殛鲧是因为他治洪水无功,逐出亚当、夏娃是因为他们违背主命偷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总之是权威依据某种理由将诛杀、流放等惩罚施加于罪错之人.但若细察《史记·五帝本纪》和《圣经·创世记》,就会发现中西权威施罚自古即有重大而微妙的差异,后世不同的诉讼风格,其来有自,各有宗本.
鲧受命抗洪,其轰轰烈烈可想而知,《史记》却避而不谈;鲧何以治洪失败,《史记》也言之不详.《五帝本纪》甚至为鲧的不幸埋下伏笔,为尧用人失误预留说辞.帝尧主政时期,“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帝尧问身边众官,派谁去治理洪水为宜,众官“皆曰鲧可”.帝尧却认为“鲧负命毁族,不可”,但众官强谏,说试一下无妨.于是帝尧勉强听从,用鲧治洪,“九岁,功用不成”.至于九年之间,鲧如何治水,策略是否得到尧及四岳重臣的认可,太史公不置一词.
令人惊异的是,鲧作为故事主角,竟然始终不在场.一位高官被诛杀,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事,可我们没听到鲧的申辩,也没人为他说话,包括那些举荐过他的人.并且,鲧并不是被押解回“首都”接受审判后处死的,而是在抗洪前线羽山被就地正法的.正的什么法也不甚清楚,无功最多不受禄而已,何至被杀?若鲧庸碌无为,可及早换人,何至令其治水九年?究竟是这些疑问不重要,还是司马迁为贤者讳,故作曲笔?我们不得而知.不妨展开历史想象：自古治水,需要汇聚大量人力物力,鲧长年拥众在外,无疑是舜继尧位的有力竞争者,一旦治洪功成,则民心归附,功高盖主.所以,至少不排除权位斗争的可能.但令人困惑的是,舜诛杀鲧之后,竟用其子禹接替治水,并最终禅位于禹.难道舜和禹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在《五帝本纪》中,鲧主事的浩大工程似乎淡出了太史公视野,对这一历时九年的事业何以无功,也几乎只字未提,却着力运笔生动记述了舜在民间脱颖而出的事迹,所谓“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这些事迹并非轰轰烈烈,却最终声闻于“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帝尧.于是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视其为德行于二女,以理家而观国也”.“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于是钦定舜为继承人.禅位之初,舜曾以摄政王的身份巡狩四方.而正是在巡狩期间,舜得知鲧治水无功,“百姓不便”,特意归来向帝尧汇报情况,请示之后,“殛鲧于羽山”.
既然看不到治罪过程,无从了解处决理由,就怪不得我们对圣贤故事生起疑心.《史记》对这次诛杀重臣事件的叙述视角,只是帝尧听受另一重臣的汇报.至于重臣伏诛,罪名不重要,申辩不重要,甚至有无审判也不重要.而这一起历史悬案,却不曾妨碍尧舜成为圣贤.《史记》一再强调,帝尧虽有错误任用之嫌,但那也是众官“强请试之”的结果.中国古籍记述重大案件决断过程,多见君臣议定,少闻被刑者申辩.大抵如此.反观《创世记》,刑事制裁的过程,显得一清二楚,尤为重要者,我们几乎每次都能听到被处罚者的申辩.
最初,耶和华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吩咐他“不可吃园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看到亚当工作勤快,又很听话,耶和华就造了个女人夏娃给亚当做老婆.可这个女人被蛇诱惑,又经不住那果子“悦人的眼目”,就摘下来吃了,又给亚当吃了.耶和华发现他们夫妻忽然有了羞耻心,便责问亚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于是我们听到人类的“第一次申辩”.亚当说：“你所赐给我的、和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又问夏娃：“你做的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没再多问,就径直对蛇做出处罚：“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随后分别对夏娃和亚当做了判罚,并打发他们出伊甸园去.
相比尧舜商量了一下就“殛鲧于羽山”,耶和华在“审判”时,“被告”们至少是在场的.成熟的审判强调“直接言词原则”,就是因为在场非常重要.从耶和华同亚当、夏娃的问答中,从耶和华对蛇的直接判罚中,或许能够得到一些启发.其一,“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禁令是耶和华直接下达给亚当的,当时夏娃还没造出来,所以耶和华向亚当和夏娃的发问是不同的：对亚当是一种责问,话中包含禁令本身;对夏娃只是问“你做的什么事呢”,语气中似乎惋惜多于责备.其二,耶和华没有对蛇发问就直接判罚,是在暗示“坏人没有辩解的权利”吗?许多人相信,坏人一旦开口,就只有诡辩,还不如不让他们开口;因而主张,在必须让坏人说点儿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让他们说真话.让坏人开口说话,说好人想让他说的话,其间蕴藏着人折磨同类的穷极想象的邪恶能量.
暂且放下“坏人没有辩护权”的所谓暗示,先要追问耶和华是如何得出“蛇是坏人”这个结论的.有了《创世记》这一段文本,相当于今人看到一份庭审记录.借由这份记录,可以有根有据地说,耶和华对蛇起初并无偏见,因为伊甸园里允许蛇的存在.不过蛇引诱女人吃了禁果,的确惹耶和华不开心,因为它“钻了法律的空子”.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亚当、夏娃是禁果,对蛇则不是;耶和华既未命令蛇不许吃,也未命令它不得让人去吃.但是,以蛇当时的智慧,一定能够预见到,夏娃一旦吃了果子,耶和华定会知道,定会不高兴,而且定会知道是谁让夏娃吃的.蛇是摆明了让人不高兴,又让人无话可说.说也说不赢,因为蛇将有力地辩称：您是上帝,我不过是您的造物,怎会料到她听我的而不听您的呢?因此,上帝才不让蛇有机会跟自己辩论（艾伦·德肖维茨：《法律创世记：从圣经故事寻找法律的起源》,林为正译,法律出版社二○一一年版,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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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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