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生态文明视野下地方公共行政善治模式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公共行政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公共行政是什么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导 读：生态文明建设是十八大提出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洞见,但要实现地方善治则需要考虑如何将生态文明建设嵌入到地方治理结构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变为一种政市共识的激励制度.这不仅需要审视我国地方政府以往发展所形成的经济本位路径,更需要揭示可能存在的各种固有冲突.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前提性问题,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地方善治.
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同时将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并列起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一环.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重新拷问,现阶段形成的治理关系是否能够提供生态文明所需的土壤?地方公共行政治理模式转型面临着何种阻碍?这些都是回答生态文明视野下地方公共行政的善治如何可能的前提.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生态文明的建设才能切实融入地方治理的结构中,形成地方治理的善治模式.
一、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善治与传统治理的区别
(一)传统治理中生态环境的外生化
治理是引介于西方的一个概念,治理所强调的是政府、市场与社会形成的关系.治理本身并不带有价值判断,而是对于一种状态的抽象表述.虽然学者中也有直接将治理视为一种政府、市场、社会相互合作的合理状态,但我们所强调的治理概念是一种分析方式,即分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形成关系的一种框架,而非直接指称其形成的带有价值判断的良好状态.基于这个概念,传统所谈到的治理可以说是将政府、市场、社会形成的相互关系视为一种治理结构,而治理结构可能形成不同的强弱关系,比如强政府、弱市场、弱社会或是弱政府、强市场、强社会.不论是哪一种结构,治理需要去剖析其生成的根源,而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治理关注的重点.在传统治理观念里生态更多地被视为一种资源禀赋,比如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然而在强调生态文明语境下的善治是有价值导向的概念,善治（good governance）是指好的治理,从善治的语境下考察治理,治理就不只是一种客观关系的描述而是一个带有价值建构的概念.生态文明的视野意味着在善治的价值导向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善治的概念体系下,生态文明不是一种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治理结构中.由治理结构形成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必须要考虑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1]
(二)生态文明内生化于治理结构中
以生态文明为价值导向的治理结构,不但要关注政府、市场、社会所形成的关系,还必须要重新厘定三者在各自活动范围产生的新内容.生态文明的需要不单单仅指自然环境,还涵盖在治理主体不同的内容体系中.生态文明建设要内生化于治理结构中,需要各个主体来明确其新的治理内容.对于治理结构中形成的新的关系将会涉及到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企业产业的重新塑造以及社会需求的重新估计.这些都是生态文明内生化于治理结构中首先要明确的.在生态文明的善治体系下,政府首先要改变其所固有的发展模式,将职能重心转移到生态维护、市场监管等；市场需要以生态优势来筛选企业,并发展出企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社会要进一步形成监督来嵌入政府与市场形成的关系中,社会一方的力量会日渐扩大,因为公民更加重视生存环境、环境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些新的诉求下,基于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善治模式必然要求形成一种全新的治理结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必然要产生新的内容和新的链接方式.[2]
需要指出的是,治理结构的变化不会是构建性和突变性的,只可能是在原有治理结构上的调整和演化,因而在将生态文明内生化于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固有的治理结构与地方政府理性所形成的路径会阻碍治理变革的过程.深入分析这些阻碍是未来治理结构变革的基础.
二、地方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抵牾
（一）地方治理变革中作为增长机器的地方政府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GDP增长一直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制度激励,更多的GDP贡献可以使其有更多的资本积累来改善当地的福利水平,从而完成帕累托改进的功能性制度变迁,并且有助于从中央争取优先的资源,这种资源包括制度安排和优先发展的政策.GDP增长和资源争夺容易形成累积因果关系（Schmid,1990；Skott,1994）①,由此进一步扩大这一因素的影响.GDP增长和资源争夺使得地方政府成了地方治理的增长机器,其特点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地方政府增长机器模型相符合（Harvey Molotch,1976；Molotch和John Logan,1987）②,即地方政府被人口及财富增长的期望所驱动.对于GDP增长来说,同时意味着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能力的加强,也就是说,更多的自由资源能够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多的筹码向中央政府争取资源,这种资源更多地表现为隐性的,即政策的优先实施和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决策权.即使在公共财政体系建立起来的今天,政府职能的定位已经转变为公共物品供给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依然将大量的公共支出配置到生产型的支出上,而对于非生产型公共物品一直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地方政府行为的重点由于自身的理性,并没有实现职能有限的过渡.作为增长机器的地方政府所形成的治理结构必然是以政府为治理的主要方,甚至直接成为市场上配置资源的主体,这样,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形成的关系也必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政府的“凯恩斯冲动”既是发展路径依赖的表现,同时也是地方政府自身的理性选择,在显示机制只能通过政绩来简单直接表现出来的时候,地方政府的行为必然会导向对GDP增长的迷恋.
（二）地方治理变革存在的路径依赖
我国自1978年以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试图通过改革开放,提高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水平.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政府深度介入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企业家角色.从地方层面看,政治和经济上的放权使得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越来越明显,1980～1984年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政策、1985年利改税的改革以及1987年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大包干”等使得地方政府逐步获得了独立的财政利益.1994年以来,中央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分税制,把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种,建立了稳定的财政分权制度.在这种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税收的多少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地方层面看,以经济为主导地方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经济自主权,地方政府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主导着地方经济的资源配置.政府在此时对经济的深度介入如同企业家一样,在寻找让地方经济发展的潜在机会.但是,在分税制改革确定之前的地方政府由于其增长的定位,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受到短缺经济的困扰,由于地方经济的放权导致了地方政府将资源要素锁定到本地的冲动,从而造成了资源要素流动性的减弱,地方资源的内化成为地方政府的非理性选择,最终导致地方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对生产要素的争夺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主要行为模式.这一阶段,地方政府的“要素竞争”行为是企业家政府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这也是中央-地方政府多次陷入“分权-收权”怪圈的主要原因.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地方的资源分配比例,地方政府的资源要素争夺也在短缺经济结束后展现出新一轮的变换.这一阶段主要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起始,经历了大约十年时间,其主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以“经济竞争”为主,此时资本、劳动力已经打破了地方壁垒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地方政府主要以地方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由于资本流动性限制的取消,以资源为竞争的地方政府开始慢慢转变了行为模式,此时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压力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在市场中直接干预的主动行为已经变成了构建市场环境的间接行为.地方政府在区域内已经形成了从经济制度构建到经济制度规范的制度竞争阶段.制度竞争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作为制度供给的主体在所面临的压力下进行制度供给的行为,并通过地方政府的行为推动制度变迁的过程③.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公共行政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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