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韩国资产负债表衰退和破刚兑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资产负债表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2018资产负债表模板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编者按：近期国内信用事件频发,企业盈利下滑、银行惜贷,市场对打破刚兑预期上升.对比海外经验,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也曾出现过国家信用兜底,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发挥至关重要作用.但随着风险累积,国家信用背书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打破刚兑能很好地释放风险,特别是有利于债券市场的发展.韩国为典型例子,在较长的发展阶段企业享受政府的信用背书.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共经历四次危机,其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几乎摧毁其金融体系.那么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进行了哪些“蜕变”、原因是什么?在经历“97蜕变”后,韩国债券市场为何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发展? 本文以韩国为例,分析危机中政府信用背书和资产负债表衰退如何?以及打破刚兑后经济的发展态势,以供我国参考.
第一次危机：国家为“出口导向产业政策”信用背书
危机前,国家信用背书、金融资源集中为出口战略服务.韩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第一、增长第一、出口第一”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成为国策,商业银行收归国有,国家信用和金融资源服务于出口战略.1961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怀抱着建立繁荣国家的梦想开启了经济振兴之旅,实施以“经济第一、增长第一、出口第一”为目标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为了更好地为出口企业融资,韩国政府主要做了三个重大决定：（1）把商业银行收归国有,利率进行管制,通过提高利率将私人部门的资金吸引至银行.个人储蓄和GDP比值由20世纪60年代的1%～2%提升至20世纪70年代的7%,全国总储蓄比率从14%提升至23.1%（图1）.（2）纵汇率,以促进韩国出口.战后的韩国为了在资金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韩国在1964年之前实行了严格的外汇管制,包括进口配额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1965年朴正熙上台后,开始实施“单一浮动汇率制”,韩国央行通过发行“外汇交易证制度（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FEC）”对外汇交易规模和汇率进行管制.为了配合国家“出口导向”战略,政府频繁操纵汇率,以大幅压低韩元汇率来促进国内出口.（3）以国家信用为出口企业和企业外债提供背书担保.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和鼓励企业积极出口,朴正熙政府以国家信用为私营企业的外债偿付提供全额信用担保,并根据出口企业的业绩表现,给出口业绩表现优异的企业提供低息信用担保,国家把商业银行收归国有显然为国家信用背书“出口导向产业政策”提供了便利.
过度投资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出口导向产业政策实施后,政府以国家信用为出口企业背书的后果是银行过度借贷、企业过度举债和过度投资,随着韩元被长期压低带来的国内通胀飙升,政府开始严控信贷增长,进而导致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双双衰退.
韩国外债从1965年的2.06亿美元（占GNP6.9%）迅速攀升至1970年的22.8亿美元（占GNP23.7%）,制造业部门的杠杆率也同期从92.7%猛增至328.4%.同时,在人为长期压低韩元汇率后,韩国的国内通胀开始飙升（图2）,政府开始严控信贷增速,韩国出口增速迅速由1968年的42%滑落至1971年的28%.
在信贷收缩背景下,企业为了生存纷纷开始求助于场外融资,1970年场外拆借利率已飙升至50%,远高于正规渠道的24%.信贷收缩、场外融资成本高企和出口增速同步收窄使得外贸易企业资产负债表快速恶化,韩国企业净利率从1965年的7.9%滑落至1970年的3.3%,偿债能力大幅被削弱,商业银行随“坏账”的飙升快速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政府信用兜底,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埋单.在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双双衰退后,政府开启加杠杆,国家信用对企业进行兜底,但这为下一轮韩国金融危机埋下种子.
出口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正好发生于韩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起初压低信贷增速的政策失误使得经济增速难以达到预设目标,市场预期的国家兜底如期而至.1972年下半年,韩国政府开启加杠杆,同年财政赤字环比上涨263%,达到2千亿韩元,并通过展期企业贷款和优惠利率的方式解救深陷财务危机的企业,所有的场外贷款全部被展期至5年,利率上限为16%.
虽然政府加杠杆帮助深陷困境的出口企业和商业银行暂时度过了难关,但国家信用背书企业加大了企业的道德风险,银行的过度信贷、企业的过度借贷和过度投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银行坏账率也一直维持在3.2%左右,显著高于2%的国际警戒线,韩国经济的脆弱性并没有因为此次危机而下降,反而表现得更加脆弱.
第二次危机：国家为“重点行业”信用背书
韩国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为 “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韩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放缓,国内规模化资本和先进生产技术匮乏.为了获得高速增长的经济,韩国政府决定打开国门,将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为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配合的方式.
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1972～1976年）后,韩国政府产业培育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Heavy Chemical Industry）”.但韩国的要素禀赋和重化学工业的“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和投资风险高”属性并不匹配,这决定了韩国对石油等海外能源具有较高的依存度,也加剧了“重化学工业”的脆弱性.同时,由于韩国市场经济和直接融资渠道不完善,政府“理所当然”地成了产业引导和主要投资人.
输入型通胀严重削弱韩企资产负债表,商业银行再次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在完成第三和四个五年计划后,重化工行业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得到快速提升,韩国经济对外资源（尤其是石油）的依赖性逐渐增强.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原油进口价格从1979年的17.96美元/桶飙升至1980年的30.92美元/桶.
重点产业对石油产品的刚需使得进口成本大幅攀升,1979年韩国国内能源价格环比上升61%,1980年涨幅飙升至78.2%,韩国贸易条件急剧恶化,1979年贸易赤字高达52亿美元,较1978年上升134%.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带来的需求下滑影响,1980年韩国出口增速逐渐放缓到10%,远低于前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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