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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艺术自来就有讽世传统.春秋时典籍《国语·周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颂,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不悖.”其中的“献曲”、“赋颂”、“传语”就包含有今天所说的“曲艺”成分.《国语》说,天子听政,也要依赖曲艺等形式深入民间、采其风声,才能“行事不悖”.正因为曲艺被赋予这种采风功能,才使其比之艺术形式具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入世至深而讽世至切,便成为了中国传统曲艺艺术的重要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前,曲艺艺术的入世讽世功能传承不歇,以相声为代表的一大批曲艺形式在歌颂新中国、新社会的同时,也对社会众生相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描画,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讽刺官僚作风、直击官僚腐败的作品,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马三立先生的《买猴》,这一作品马三立先生还到中南海为表演过.从能讽世到敢刺上,这是新中国曲艺区别于传统曲艺的一个重要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曲艺艺术的讽世刺上功能普遍被认为急剧弱化,这主要体现在曲艺艺术与影视产业高度融入,曲艺变成了热热闹闹的好玩杂耍,变成了庞大娱乐产业的一部分.
有感于曲艺讽刺功能的弱化,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了红红火火的曲艺小剧场.小剧场曲艺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曲艺从电视荧屏再度回到剧场演出,演员平地抠饼,就在观众的眼皮底下嬉笑怒骂、评点古今,让人们再度体会到了曲艺的现实斗争精神与艺术魅力.因此,小剧场演出被很多人认为是讽刺精神的回归,不仅是平头百姓对之肯定有加,更有为数不少的社会精英分子认为曲艺小剧场演出敢说敢言,抨击时弊、畅发公平,特具社会担当.
然而,曲艺讽刺功能回归的时代问题,是不是通过小剧场演出就完全解决了?似乎未必.近五六年以来,我们观察到,小剧场曲艺的这种“敢言”在慢慢的变味：不少小剧场曲艺敢于讽刺却近乎于煽动,敏于讽刺却往往罔顾人情常理.我们看到,在部分小剧场曲艺演出中,为了拉人气、造氛围,不少曲艺演出善于运用“仇恨”策略,即通过刻意恶化、丑化一些社会不公平现象,尤其是官民矛盾激起观众的义愤,进一步将“义愤”转化为剧场中台上演员振臂一呼、台下观众翕然响应的剧场效果.这似乎很令人振奋,但其实是在消费公平、娱乐：观众看演出时大呼“过瘾”,演出结束各归各家.那么,这样的讽刺到底刺着了谁?这样的到底是帮了谁的忙?
已故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在谈到马三立先生的相声讽刺艺术时说,“在马老的相声里,我们不觉做到他在讽刺谁.他的相声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温柔敦厚,这一点和新相声截然不同,新相声完全变成了打倒、批判,与其说我们现在不敢讽刺,不如说我们不会讽刺.”曲艺是当前中国的大问题,万众瞩目,曲艺以其讽世传统,没有资格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但曲艺仅仅“敢”言远远不够,更要“会”言、“巧”言,要从曲艺艺术规律出发,发挥曲艺的独特作用.
曲艺艺术“会”,关键在于紧扣“人情世故”四个字.
以“人情世故”入手写,可使人们对贪腐的厌弃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马三立先生的著名作品《似曾相识的人》刻画了一个吃拿卡要、贪做到无厌的官僚,这部作品妙在意在讽刺,却全无上纲上线、攻伐批判的意味,反而使人觉做到熟悉贴切.看这个人：谈起社会万象来头头是道,于人理的拿捏恰到好处,当行贿者提出把被索要的皮鞋送到家里去时,他说：“别,别送,你进门看我墙上有个黄书包,那是我的,你放那里头去.”细加揣摩品咂,总会使人会心一笑.原因何在?在于画出了一个“活”贪官.贪官可恨,却不是外星访客,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世界,要让人对贪官起厌弃之心,前提在于这个形象的举动言行首先要符合人理、真实可信.再如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的《连升》,这部作品也是脍炙人口的贬刺官僚之作.在《连升》中,从各级官僚大臣,到九千岁魏忠贤,当政者都被描画成了深谙人情世故、热衷于按照世故积习行事的角色.这些贪官尸位素餐,败坏国家纲纪确实可恨,但《连升》如果光喊“打倒”,估计没多少人爱听,不仅不爱听而且还会生厌.妙就妙在作品写官蠹,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他们人情世故的一面,首先使人觉做到熟悉、亲切,在此前提下,对贪官之恨才是可能的.刘宝瑞先生的另一名作《珍珠翡翠白玉汤》也是如此,里边所有的人物,下至乞丐上至皇帝,不管什么身份都脱不了世俗小人物通达人情、娴于世故的特点：皇帝还想喝当年的一碗烂菜汤,瞧瞧！所以这样的作品对贪腐可恨形象的塑造就显做到特别可信.除了这几部 名作外,其他如冯巩、牛群的作品《领导冒号》,常宝华、常贵田的《帽子工厂》及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的《这不是我的》等作品,仔细品味,实可发现：这些作品所以流传,固然有敢于刺上、为人们出了一口气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人情味十足、世故通达,产生了由可信而可恨的艺术感染力.
以“人情世故”写,不仅予人以可信感,还能予人以对贪腐之恶新的认识.国法视野下,贪腐之恶在于违纪犯法；曲艺艺术也有自己善善恶恶的标准,但它的善善恶恶又不完全与国家纲纪完全重合,它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这种判断标准即是来自人情世理的标准,是朴素的伦理评判.曲艺艺术对贪腐之恶本质的揭露,不应是简单的一味去套现代法制观念,因为这样容易使曲艺讽刺变成传声筒,曲艺对腐败之恶的揭示仍然是对人理的反思.
仍以刘宝瑞的《连升》为例.这部作品好,好就好在它不是观念先行的为作品所刻画的贪官下个“有罪无罪”、“称职不称职”的定谳,整个作品中的人物被讽刺同样不是因为“有罪”或“不称职”,恰恰是因为太“世故”！九千岁魏忠贤所以对张好古的大言不惭竟然信了,原因就是“说不定这人还真是有水平,要不然不会这么肯定”.多害人的经验主义,多可怕的习惯思维！其他朝廷大员的想法则是：既是拿魏忠贤的片子进了考场,那必然是九千岁的人了,所以一路绿灯.正是太相信人情世故、不加反思的官场逻辑让张好古这么个窝囊废平步青云、连升,作品最后的考语是特别带劲的一句,“一群混蛋”,说做到实在高明：贪腐之恶,以欲枉法是表,囿于人情世故、失去基本反思能力与价值坚守才是根,这对当前人们认识贪腐之恶不无启示意义.《珍珠翡翠白玉汤》中对众官员丑态的描写,也没有将之提升到抽象的法制层次,而是点出了正是他们的“虚荣”、“死要面子”才使做到众人同享臭菜汤的闹剧上演于庙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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