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农民集体维权行动中的结构和文化是关于维权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维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 现有的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研究大多忽视了村落的文化和结构因素.通过对赣北田头村因集体山林被伐所引发的村民集体事件的考察,研究发现,在既有的村落文化和社会结构制约下,集体行动者和抗争对象有可能通过一系列互动和妥协,最终促使农民集体行动走向和解,即最初的打压并未让村民屈服,反而是在抗争对象示弱、说客说情,双方各自退让一步后才使事件得以平息.这表明地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类型对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影响不容小觑.
[关 键 词]农民集体维权抗争 社会结构 村落文化
[作者简介]董国礼（1968-）,男,安徽阜阳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易伍林（1975-）,男,江西九江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6）06-0001-08
一、 问题提出
影响和决定农民集体、抗争行动产生和发展的因素有哪些?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很大.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为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曾提出以社会制裁和社会奖励为核心内涵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受其影响,国内有学者认为,选择性激励是推动农民集体维权抗争的重要因素.于建嵘认为,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并不足以解释中国农民集体维权抗争行动,相反,外部的压力以及集体行动的组织领导者的“思想观念及行动方式对集体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应星认为,草根动员者的组织能力和利益诉求影响乃至决定农民集体或抗争行动的行动方向.同时,在另一篇论文当中,他又将具有道义内涵的“气”视为农民集体行动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气’是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来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从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农民集体行动研究者大多是从底层视角出发来建构自己的集体行动理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受印度历史学学者查特吉和美国政治人类学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的影响较深.查特吉认为,底层研究目的就在于“反对精英史观”,关注农民的集体团结力；詹姆斯则关注农民群体的“日常形式的反抗”.从研究范式来看,“策略范式”与“伦理范式”是目前国内农民集体行动研究的两大主流分析范式.从研究动机而言,国内研究者大多对底层社会抗争抱持同情与关怀的态度,试图寻找行之有效的农民集体利益表达机制.从研究内容来看,相关研究对草根动员者和集体行动事件本身给予过多关注,却忽视了乡村社会的结构和文化自身对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约束和影响.在应星的《大河移民的故事》和于建嵘的《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等论著中都存在这样的缺憾,似乎村民只是农民集体行动精英手中的玩偶,没有任何可以规避被操控命运的空间.研究者为彰显集体行动精英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对抗性互动,某种程度上将精英与村民隔离开来.精英大多被塑造成草莽英雄,推动他们走上集体维权抗争的决定性条件,就是基于外部压力下完成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
然而,国内研究者对“问题乡村”的过度关注,导致在农民集体行动研究者眼中,村落的乡土文化与社会结构在集体行动中都消失了,似乎在村民的生活世界里维权只有对抗,别无他途.这种缺失严重削弱了国内集体行动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因为在既定的村落社会中,集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为一体的村落文化,以及由村落变迁演化而成的社会结构对村民集体行动会产生重要影响,乃至决定性影响.从这一逻辑出发,研究村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影响村民集体维权抗争行动,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因此,本文以江西田头村为个案,在对田头村村民集体维权抗争行动从“酝酿”到“平息”的过程分析基础上,重点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村落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村民集体维权抗争行动的产生与发展?（2）村落的历史文化如何影响村民集体维权抗争行动的产生与发展?（3）社会结构、文化类型与集体行动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二、 田头村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类型
(一) 社会结构
在人口结构上,1990年以前,田头村是一个以洪姓宗族村民为主的小村落.据村民反映,1982年,田头村人口总数为156人,其中洪姓宗族人口总数为83人,非洪姓宗族人口总数为73人,分别占全村人口的53.2%和46.8%.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在老人病故、姑娘出嫁以及子女外出求学就业等方面,洪姓家族成员流失较大,导致目前田头村非洪姓宗族村民人口已超过洪姓宗族村民.据统计,2010年田头村总人口为202人,其中洪姓宗族人口总数为96人,非洪姓宗族村民人数为106人；洪姓宗族村民与非洪姓宗族村民人口分别占全村人口的47.3%和52.7%,人口结构正好发生了逆转.
在权力结构上,集体化时期,田头村一位洪姓村民在当地D生产大队先后担任大队长和大队书记等职务.在他的帮助下,先后有三位洪姓村民、一位朱姓村民及一位邢姓村民在D生产大队成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和外出参军.而田头村的生产队长则长期由非洪姓宗族村民把持.自田头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后,由原先的生产队的队长演变而来的村民小组的组长则在洪姓村民和非洪姓村民之间轮流担任,很少有村民能够任职超过两届.在某种程度上,田头村的权力结构是较为均衡的,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占有压倒性优势.
在经济上,当地农业主产水稻和棉花,村民家庭经济收入却以外出务工为主.尽管田头村水源充足,如北面山脚下有一小型水库,东南西三面被两条河流环绕,一条村级公路（2005年被铺上水泥,路面实现硬化）与省道相通,但由于农业生产成本过高,农业收益太低,村民大多外出务工.村民们将外出务工所得大多花在建造房屋上.除五户村民家庭住宅较为破旧外,其他村民都先后盖上了两至三层的楼房.近两年新建住宅的屋内布局、装潢等方面也愈发精致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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