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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在强势崛起,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事.但忧虑也不是没有,毕竟我们崛起的是一个经济强国而不是文化强国,这就像马尔库塞所谓的“单向度的人”一样,我们不过是一个“单向度的国”而已.事实上,经济的腾飞与文化的疲软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摆在当下中国人的面前.没有文化的强势崛起做支撑,这样的“大中国”显然是缺乏内涵和品味的,正如同一个没有文化、没有精神或者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不高的大款很难得到尊重一样.
可惜当下的国人大多还陶醉在经济大国的荣光里,陶醉在GDP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数字中.当然陶醉一下也无可厚非,毕竟老迈的中国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斗与挣扎,能够取得如今的成绩委实不易.但冷静一想,且不说我们的人均GDP少得可怜,即使我们的幸福指数也是低得可怜,而人家日本人却是明说了,他们不跟我们比数字,他们要的是国民的幸福,要的是生活的品位.这话颇能触及我们的痛处.确实如此,我们的生活品位不高,我们的精神生活很匮乏,我们的文化生活表面上形态丰富多样,而骨子里却是空洞无物的,至少可以说文化含量和精神含量十分的稀薄.这话说得似乎有点不中听,反对者可以直接举出孔子学院作为例证,反驳说：难道时下风行全世界的孔子学院不是我们作为文化强国的标志吗?我无意于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上坚决打倒“孔家店”,但以孔子学院作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的标志确实是有问题的.虽然孔子很伟大,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诚然博大精深,但我们不能历经两千余年了还死死地抱住老祖宗的东西不放,至少也得做做所谓“创造性的转化”.虽然宋明理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饱受责难,但它确实是在吸纳域外文化即印度佛学的基础上所做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所以陈寅恪先生曾呼唤我们现代的“新宋学”,希冀我们在吸纳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础上立足民族文化本位做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以此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命脉.但迄今为止,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几乎还未见堪当此大任者,我们总在呼唤大师,但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成长于民国时期的大师离我们远去,我们这个时代却没有产生出哪怕是一个人文大师！没有大师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文化强国.孔子当然是大师中的大师,但它不是现代中国的大师,真正的大师是能为现代中国在文化体系上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真正的大师是我们二十一世纪中国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的“立法者”,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哲学王”,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素王”.
毋庸讳言,文化强国不是自封的,不是吹牛吹出来的,它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建构.反观当下的中国,在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下其实掩盖着种种文化虚无的症结.我要谈到的首先是语言文字问题.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传承与新变的最重要的载体.但从近些年来知识界关于文言与白话之争,关于文字的繁体与简体之争中可以窥见,当下国人的语言文字能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出现了九斤老太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可悲情形.只要稍微关注一下当下的各种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的文字表述,别字和病句比比皆是,佶屈聱牙和半通不通的文风如过江之鲫般大行其道,苍白无力的公式化文章成了各级重要报刊媒体中永远不可或缺的“新八股”.不仅如此,连自诩以语言文字艺术安身立命的文学家也在民族的语言文字上暴露出了种种浅薄与无知.许多文学评论家都在感叹当下中国的作家在语言文字能力上的幼稚与无力,就连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在抨击当代中国作家驾驭汉语的能力比起民国时期的作家来发生了严重的倒退.语言文字能力的衰退在根本上局限了当代中国作家在民众中的认可度,作家们快要成了我们这个消费时代的文字乞讨者了.就诗歌来说,诗坛充斥着种种“梨花体”、“羊羔体”等“口水诗”的泛滥不仅暴露了我们当下中国诗人的语言文字能力的退化和失语,更暴露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群体精神失重的文化危机.我们的新诗在语言文字上、在文化底蕴上长期以来对中国古典诗词和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化,一味地鼓吹断裂,以至快要走上了穷途末路.只有像郑敏这样健在的“九叶诗人”还敢于在生命的晚年大胆地反思百年新诗的发展道路,并对未来汉诗的发展做出创造性的前瞻.可惜老诗人的一番苦心换来了诸如“文化保守主义”之类的荆冠.但无论如何,在新世纪转折之交,一股复兴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新古体诗潮业已强势地崛起了.
如果说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载体,那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两种主要表现形态.精英文化是属于象牙塔中少数人的学术型文化,而大众文化是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通俗文化,二者均不可或缺,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对立的,而应该有质的同一性.这里所谓的同一性当然不是指的同流合污,比如精英文化随着大众文化一起堕落进低俗、庸俗、恶俗的泥沼,而是指精英文化引导着大众文化的精神飞升,大众文化应该逐步提高向精英文化认同的层级,降低或涤除大众文化中的浅层次因素,由此实现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的提升.比如西方发达社会中的许多“中产阶级”流行文化,既是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同时也是精英文化和先锋文化.这种“中间文化”的出现和存在,是一个社会和民族在精神文化生态上趋于健全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两头小,中间大”,当代中国文化生态中最需建构和引领的正是这种雅俗共赏的“中间文化”.但问题是,当下的中国不仅大面积地缺乏这种“中间文化”,而且我们处于两头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同样存在着大问题.拿精英文化来说,中国当前执掌精英文化的人大多置身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他们的头上顶着诸如“院士”、“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等等华丽的冠冕,但在表面的华丽之下隐藏着许多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虱子.这些“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们蠢蠢欲动,他们在各自的领地里,在精英文化的幌子下或者被政治所招安,或者被经济所收买,他们成了一群被社会体制所捆绑的人,他们早已不再是陈寅恪所倡导的具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大写的人”了.他们经常像明星一样出现在各种红地毯上,或者在电视媒体上评头论足,甚至大放厥词,成了公众娱乐人物.他们经常在无止无休的各种学术会议上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表面上义正词严,但暗中贩卖着受人指使的话语和观点.其实他们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节操和尊严,他们是典型的“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专家”不如说他们是一群“技术官僚”或者“学术掮客”.用民众的话说,“专家”就是“砖家”,他们是民间最遭人嫉恨的一群人,头顶上隐约悬着“板砖”,虽然看不见,但随时都有可能落下.尤为可恶的是,这些“专家”中的少数人还被罩上了“大师”的光环,他们借助于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联姻登上了虚构的大师宝座.殊不知,这样的大师封号如同越吹越大的氢气球,尽管越飞越高,但终有一刻会在高空中胀破,然后如同看不见的尘埃消失在广袤无际的太空中.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精神事件莫过于“专家”和“教授”的沉沦与蜕变了.学术界抄袭成风、作假贩假之类的堕落之举层出不穷,无一不是精英文化堕落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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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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