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折中和融合重审明末诗学论争和学风特色是关于本文可作为诗学论争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诗学理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论及明代学风,学人多有党同伐异的印象,然相关论断不免失之于苛,尤其是对明末以来学风层面的诸多转变未曾究心.具体说来有三点应当引起重视：一则,“吾党”之中本就同中有异；其次“吾党”中人对“异”有明确意识,并已然暗含了消解“异”的因素；其三,因观念分歧而引发争论之事虽然不免,其同人也会积极介入,主动调停.职是之故,明末学风一改偏狭、霸道,呈现出折中、平和的的新貌.
[关键词]明末；学风；吾党；论争；调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36-06
论及明代诗学,学人的基本意见不外乎派别林立,党同伐异,观念之争实为意气之争,如郭绍虞说：“我总觉得明人的文学批评,有一股泼辣辣的霸气.他们所持的批评姿态,是盛气凌人的,是抹杀一切的.因其如此,所以只是偏胜的主张；而因其偏胜,所以又需要劫持的力量等易言之,一部明代文学史,殆全是文人们分门立户标榜攻击的历史.”[1]（p.513）此类批评林林总总,构成了探讨明代学风的基调.相关言论并非全然偏颇之辞,明人对其时学风也多有反思,如吴应箕感慨于其时“评文而相攻击而至谩骂”[2]（p.10）.董应举亦云：“近世文士,每不相容,如何之于李,七子之于唐应德、王道思辈,互轧交讥,不遗余力,斯皆偏见独识,不睹其全,宜其所就者不远”[3] （p.237）.尽管明人在文学批评方面不无过激、偏狭之举,但相关论调仍不免太过严苛,且不乏误解、忽略之处,尤其是对明末士人的融通、调和思路未曾究心.
一、“吾党”的同和异
明代的文学团体极多,其人多好以“吾党”相互称呼,明后期结社之风甚炽,其人尤然.例如：徐允禄云：“于是吾党之游余者莫不盛知予之薄今而嗜古也”[4] （p248）；刘城云：“今年癸酉,吾党得隽者数子”[5]（p.408）；又徐世溥亦云：“万历季年,学者方厌苦拘牵法脉陋习,吾党兄弟,乃力为古学以振之,天下翕然向风焉” [6]（p3230）等相关言论甚伙.派别林立,又好标榜或凸显自己的“吾党”身份和情结,就此而论,明人确有鲜明的“党同”意识,然“党同”并不意味着“伐异”,且今人对“党”的认识也不无偏颇.
1.存“异”求“同”
同一文学团体中的成员常因主张不同而屡屡交锋,所谓“党同伐异”“同室操戈”之论皆由此而发.这一看法自然有其道理,却不无可议之处,至少它高估了或想当然地预设了文学团体内部的一致性,而忽略了本就存在的种种具体分歧.譬如七子派,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李思涯指出：“李梦阳、何景明的文集中几乎找不到关于所谓‘七子’的论述.到了后七子时,七子的人数和人员不停变动,或者‘七子’或者 ‘五子’,成为一种夸耀和自觉的身份认定.”[7]不唯如此,他们内部存在诸多差异,并时有论争.这些论争皆发生在他们结社之后,而观念上的分歧无疑早在结社前就已存在.作为一个较大的文学团体,本不能奢望所有成员的观点完全趋同,他们虽是在共同理想的感召下聚集于一处,并致力于推广某种文学新风尚,但此一“理想”（比如复古）在起初酝酿时多半较为含混,孟洋云：
壬戌举进士等当是时,关中李君献吉、济南边君廷实,以文章雄视都邑,何君往造,语合,三子乃变之古.自是操觚之士,往往趋风秦、汉矣. [6]（p4565）
三子因“语合”而聚集一处,所谓“语合”当是指共同崇尚“复古”而言,但他们当日对“复古”的探讨想必尚不太深入,复何时的古,如何复古这些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具体问题想来尚无从顾及,否则“复古”大业根本不可能成为现实.故而所谓“党”,在“同”的名义下本就（或曰必须）涵盖了或曰潜藏着多样的“异”.
明末的文学团体更是鲜明地呈现出这一特色.明末所谓“党”,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文社,“文社特指明代末年以研讨科举八股文为主的社团组织”[8],一些士子为了揣摩学习八股文而自觉结合在一起.文社活动需要“时习”,所以,其成员一般限于某一地域内,由于地域文化、学术传统等方面的不同,各地的风尚必然要存在差异.明末文社众多,其中影响最巨者为五家：以金沙周钟为代表的应社,以张溥为代表的太仓复社,以吴应箕为代表的安徽贵池匡社,以松江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几社,以艾南英为代表的江西豫章社,彼此主张各异,甚而分歧明显[8].甚而同一社内部,由于个性、兴趣等因素的差别,各人主张也并不完全一致.譬如说,陈际泰、罗万藻和艾南英同属豫章派的领袖人物,但不管是性格还是观点,他们之间都存在不小差异.一社之中,抑或诸社之间,“异”无疑普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间的密切交流,甚而因“宗经复古”这一理想的号召共同聚拢在同一旗号之下.因此,存异以求同本就是文学团体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
2.为“同”存“异”
文学团体形成之初,在某一宏大理念的笼罩下,相关成员能够暂时搁置争议,随着文学活动的深入开展,分歧必然会逐步浮出水面并有引发矛盾的可能,但不少文学团体内部对于此类“异”同样能够予以包容,明末尤然.其时士人在主观意识上对“异”有着明确的自觉且表示理解,他们非但不一味求同,反而充分认同“异”的价值,认为正是“异”的存在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如罗万藻云：
缅念其时,古道犹存,交情质切,连床讲艺,分座说书,毫不苟为雷同,而退而相服,虽相服亦竟不相为也.故予社之胜在于能异,异故风会之司各有攸得.[9]（p.424）
文止等之所以能够认同“异”,关键在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每个人千差万别,“异”不可避免,所谓“出材之区,不一其处；别用之道,则有乎人”,因之“文章之道,言人人殊”[10]（p.442）.“异”是必然存在的,无法抗拒这一客观事实,那么实际的做法就是认同它的存在并尽量发挥其正面价值.
文学创作,特别是时文创作,毕竟存在相同的旨趣和大致的思路,或曰有其根本性的指导思想,细节方面的“异”无法掩盖此总体方面的“同”,而若能真正贯彻这作为根本的“同”,又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异”,张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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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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