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协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关系综述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视域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视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发展迅速,在许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我国学术界时社区治理主体问题的研究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其中,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结构、权力分配、矛盾及如何协调等是成果比较集中的几个方面.本文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整理,有利于更进一步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问关系的研究.
关键词 城市社区 治理主体 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8.296
我国现代城市社区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逐步开展,相应的研究也逐渐增多.这期间的研究多侧重于社区建设的状况和路径、存在问题以及治理方法等.随着社区建设的逐渐深入,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权力互动等相关方面的研究才逐渐被学者所重视.
一、有关城市社区权力结构研究
(一)有关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研究
文崇一认为影响或指挥他人行动的力量,在社区内都可以被称为社区权力.社区权力的大小就是在社区中有多少影响力；或是控制这种有价值资源的多少”.
在分配我国城市社区权力结构方面,朱健刚通过对上海街区的权力结构变迁进行的考察,认为上海市的街区权力组织网络分为三叠：逐渐完善的党组织网络、进一步强化的行政管理网络及以城区管理委员会为主要带头人的社区内由各种非政府组织构成的行政支持网络.李友梅、石发勇从促进社区建设和构建“市民社区”的预设出发,提出对居民区内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以恢复居委会的自治性.需要进行重构的组织关系包括居委会与街道、居委会与党组织的关系等.在对商品房社区进行考察中,李友梅研究了居委会、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实质上分别与国家基层政权、房产所有权以及市场经济的自治权相联系,而居民区党支部与这三者只是构成形式上的科层关系.各类组织在实际中表现出竞争、合作、冲突等权力关系,但在现实中他们之间关系更复杂.徐晓军通过考察社区内部的社区党支部、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物业管理公司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这三个组织内部的权力倾向于集中化,即集中到了组织内部的核心领导那里.蔡小慎、潘加军则认为随着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我国社区权力由单一行政权力管制向多元权力互动方向发展,权力下放力度加大,也归纳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权力结构的不足的具体体现.
(二)有关城市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社区组织研究
对于社区居委会,徐勇、林尚立、王邦佐等学者认为,在社区组织的研究中,居委会能成为社区权力结构的枢纽是因为其“半半民间”的双重身份.雷洁琼、向德平等针对当前居民委员会组织所存在的“去行政性”与“强行政性”问题进行研究,对于居委会的定性也是“半行政性”组织.曹锦清与李宗克在考察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类型与年具体工作量基礎上更深入论证了居民委员会的行政性倾向.
对于社区党组织,徐中振和李友梅对社区党组织的协调地位和实际协调能力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社区党组织虽然力图通过向社会延伸重建权力秩序,但是由于其组织体制与思维方式的局限而难以有效.徐勇和陈伟东则从加强社区自治能力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社区党组织建设走组织内置化等改革方略主张,但这种改革主要还是行政性组织的改革道路.夏建中在对社区内的其他组织的调查中,以北上广地区20多个商品房小区入户为基础,提出了应该建立健全的商品房社区管理体制,认为业委会在社区治理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对我国城市社区中的居民自发组成的组织和物业公司等组织进行了研究.
二、有关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力互动机制研究
对于社区治理主体结构的研究仅仅是一种静态分析,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权力的结构如何,其主体又有哪些,但却没有办法了解各治理主体在实际权力互动中的运行过程.对于城市社区权力互动机制的研究则可以弥补该缺陷.
杨钊、蒋山花通过分析重庆市社区建设,认为重庆市城市社区的组织结构体现出科层制组织的垂直结构与网络组织的水平结构相结合的特性,其权力互动机制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与横向互动的协同合作的结果.其中,网络化的横向互动非常缺乏,科层制的行政控制占据了主导地位.
贾秀兰认为,我国目前的社区权力互动机制中的主导因素仍然是行政化的管理模式,缺少社会化的自治和市场化的经营.居民委员会成为真正的居民自治组织有一定的难度,政府的管理力量依然强大,他们不能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缺乏足够的自治力度.
而具体到居委会与其他社区组织的关系上可以发现,居委会与其他组织的互动实质上是一种强制式动员,而其他社区组织更多的是一种参与.在我国,虽然国家强调发挥社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提高其自治能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居委会的动员似乎更贴近于强制式的动员.在当前,这种动员的效果却不容乐观.王邦佐等人发现,小区内虽然形成了居委干部——居民小组组长一小区宣传品——居民的传播链,但居民们绝大多数处于传播链末端,并且多游离于居委会事务之外.与此相应,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和对居委会的支持也相当微弱.马西恒强调不同社区治理模式与居民参与情况之间的关联,陈万灵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当前“社区参与”意识不高的原因,认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是由居民的分利能力所决定的.
三、有关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间权力关系与矛盾研究
现今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权力主要分为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对这两种权力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关系,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朱健刚在《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一文中考察了建国以来我国城市街区权力的变迁过程,他将该过程称为“社区行政建设”的过程.他指出街区内的行政权力逐步由虚拟状态转变为一级政府实体化.当前街区权力格局并未向“小政府、大社会”方向发展,而是行政权力的进一步强化,由此促进了国家队基层社会的控制方式的过渡.同时,在街区权力重组的过程中,权力中心正由仅靠政府行政性控制向半行政半自治的社区管理委员会过渡,存在着一定向社会分化的趋向.通过朱健刚的论述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权力中的行政性倾向并未随着社区自治权力的提升而有所减弱,反而呈现强化的趋势.由于我国处于社区建设的转型时期,国家提倡加强社区自治的能力,随之而来的是自治权力的提升,但由于政府行政权力的过于强势,势必导致在社区建设中两种权力发生冲突.曹春梅、曹广存、刘钰通过对我国街道办与居委会之间的权力冲突及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权力冲突考察,认为街道办与居委会实质上是行政权与社会权的冲突,而后者是自治组织内部权力划分模糊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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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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