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刘震云新世纪长篇小中精神危机书写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刘震云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刘震云长文回应崔永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 以新世纪来刘震云小说的最高成就《一句顶一万句》为例,从小说中人物的伦理观念和身份认同角度切入,进一步挖掘该作品的深层精神内涵,从而分析刘震云新世纪长篇小说中的精神危机书写,主要表现在伦理危机和身份危机两方面.小说中的伦理危机主要表现在亲情的扭曲、婚姻的错位以及朋友之间的无法信任；而人物的身份危机体现在主人公不断更改的姓名上,主要由无法和他人构建对话,精神“原乡”缺失引起.最后得出精神危机尚无法终结的结论.
关键词： 情感；身份认同；说话；孤独；精神危机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7）05-0057-05
刘震云成名于“新写实”,成熟于新世纪.如果说刘震云新世纪以前的作品着重强调的是因生存环境造成的人的生存困境的话,那么新世纪的刘震云关注的更多的是人在精神世界遭遇的难题.纵观刘震云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从《手机》到2012年推出的《我不是潘金莲》,无论是描写现代高科技对人类生活的侵蚀,还是城市文明对乡村文明的吞噬,刘震云都延续着一贯对小人物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带领读者和小说主人公一起寻找一条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救赎之路.那么,在这些作品中,最受关注度最高的,当属《一句顶一万句》.
《一句顶一万句》分为两部分：《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记》.小说的前半部分讲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继女巧玲,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后半部分写的是现在：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孤独,是小说中人物的普遍精神气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被冠以“中国人的千年孤独”的夸张标题.《一句顶一万句》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乃至性欲爱情,都和人能不能对上话,对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 有关.海德格尔有句话叫做“语言是存在之家”[1],语言是一切存在的基础.海德格尔还有一句话叫做“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1],语言的缺失,切断了人和人,甚至人和世界的交流的一切可能,所以人是孤独的.然而,孤独只是表象,表象之下却是深深掩埋的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一、心无所依的情感缺失
雅思贝斯认为,家庭瓦解的威胁是精神危机的现实根源之一.技术统治给生活秩序设定了界限,使人类生活在技术的重压下愈加沉重.群众统治使生活秩序不能以符合人类尊严的形式存在,随着某种普遍的生活秩序被绝对化,家庭被瓦解的威胁也就越来越大.正如雅斯贝斯所言,“家庭瓦解的这些趋势,通过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而恰恰起于那些本应在家庭集体中找到的个人,这些集体如同孤岛,岿然抵御着普遍生活秩序的洪流.正因为如此,这些趋势才具有更大威胁性.婚姻是当代人必须对付的最棘手的难题之一”[2].在刘震云过去的作品里就经常把亲戚、血缘关系加以戏谑,给予荒诞性.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再次被解构,父母儿女之情、手足情、夫妻情甚至友情、师徒之情都遭到了深刻的质疑,并逐一瓦解.
(一)扭曲的亲情
《出延津记》中杨百顺的父亲和三个儿子没有传统父子之间的脉脉温情,反而更像是作坊主和雇佣工人关系.老杨全然不顾儿子们的心思,自私占有儿子们的劳动力,因此,父子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回延津记》中牛爱国也和母亲曹青娥不亲.如果说杨百顺兄弟和父亲老杨的关系是父权压制下的反抗和逃离的话,那么牛爱国兄弟姐妹和母亲曹青娥的关系就是摒除了脉脉温情的冷漠和疏离.
《一句顶一万》中家庭成员之间扭曲关系的极端表现——家庭暴力现象司空见惯.杨百顺由于去看罗长礼喊丧而丢了家里的一头羊,老杨则根本不顾儿子正发着烧,打着摆子,将杨百顺打得满头血疙瘩.小说下半卷中老曹的兄弟夫妇因着演戏给哥嫂看,对患了老鼠疮的女儿恶语相向,最后葬送了女儿的性命.在刘震云笔下,家庭暴力往往是强悍的父母对弱小孩子的暴力,施暴者在施暴之后没有半点歉疚和悔过,甚至表现出施暴之后的愉悦和快感.
父母儿女之情本是人类情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支,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用扭曲、冷漠甚至是暴力亲子关系斩断了人类情感之根,也阻断了漂泊之人的最后退路——家.无家可归也无家可恋,只能继续流浪,继续孤独.
(二) 错位的婚姻
婚姻本是消解孤独的方式,但是两个说不着的人即使结了婚,也依旧会孤独,甚至是更孤独.《一句顶一万句》中“说不着”的婚姻不是救赎,而是把人推向更绝望深渊的灾难开始.
杨百顺和吴香香的结合本是各取所需,并无更多的情分.婚后两人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们的生活利益大于感情,矛盾多于和谐.杨百顺在这场维持时间不长的婚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虽然暂时有了栖身之所,但是极少感受到夫妻之爱,更多的是是寄人篱下、被人压制的无奈和痛苦.
小说下半部分牛爱国的婚姻遭遇和六十年前的“姥爷”杨百顺所经历的十分相似.牛爱国不爱说话,庞丽娜也不爱说话,大家觉得他俩对脾气,他们也觉得对脾气,就结婚了.结婚后两年,两人见面没有话说,心也离得越来越远了,慢慢得庞丽娜背着牛爱国和照相馆的经理小蒋好了.离不起婚的牛爱国只好千方百计地讨好蒋丽娜,开始对蒋丽娜说好话,并给她做鱼,接她下班.但牛爱国所做的一切挽救婚姻的努力并没有打动蒋丽娜,蒋丽娜反而说一听牛爱国说话就恶心.夫妻二人由于“无话”产生的情感隔阂以及妻子偷情、私奔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屈辱感深深折磨着牛爱国,让他一度濒临承受能力的临界点,几次产生杀人的冲动.最后,暂时的离开才缓解了这种精神面临崩溃的状况.然而蒋丽娜和姐夫老尚的私奔又一次把牛爱国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由于还是名义上的夫妻,蒋丽娜和老尚的私奔就涉及到牛爱国一家的脸面问题,所以牛爱国重复着六十年前杨百顺的命运,踏上了“假找”之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男女主人公在合法的婚姻中由于“说不着”而找不到情感的寄托,反而在违反伦理道德的非法婚外情中找到“知心人”.这种错位的婚姻在琐碎的日常生活掩盖下尚可以维持下去,一旦真相败露,名存实亡的婚姻便迅速崩坍,极端的形式便是私奔,从而把婚姻中的另一半推向进退两难的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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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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