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当代日本学界对儒学日本化问题的考察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儒学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儒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在战后近七十年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对战前出现的“儒学日本化”问题有反思也有批判.有学者以为可以通过“日本化”与“近代化”的双重视角来重建德川思想史的新图像,也有学者力图解构“日本化”理论而采用“土著化”以代之.从本义上说,“日本化”意味着将外来文化如中国儒学转化为自身的日本化儒学,从而形成日本儒学.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日本化”得以可能的前提在于：在外来文化传入之前,必首先存在某种固有的日本传统文化（丸山真男称之为“日本性”）,作为转化外来文化的思想资源,由此才能使儒学“日本化”成为可能.但是如何界定“日本性”--即日本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却成为伴随“儒学日本化”问题而引发的一大理论问题.重要的是,有必要不断省思“日本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为吾人今日“揽镜自鉴”之资具.
关键词：儒教；日本儒教；日本化；近代化；日本性；土著化
中图分类号：B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8-0122-09
作者简介：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上海200433）
在历史上,佛教东渐而发生“中国化”,最终转化出中国佛教,尤以禅宗为显例；同时佛教由中国东传而进入日本,发生“日本化”而形成了日本佛教.这些在东亚文化交涉史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思想现象.其实,早在19世纪末近代中国人开始被“古今”、“中西”的问题困扰之前,东亚地域内部（如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的文化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彼此接触、吸收及容纳的同时,也往往伴随各种抵制乃至经由解构而又重构等复杂历程,这是比较文化或跨文化研究中经常面对的历史事实.
本来,中西文化接触也好,东亚思想交流也罢,佛教中国化、儒教日本化甚至西学中国化等问题,都应是一项严肃的学术课题.然而就日本而言,由前近代（又称“近世”或早期近代）至近代对中国儒学的吸收容纳、批判改造的过程颇为曲折,特别是近代以来,延续江户时代儒学“日本化”之后,又发生了“再日本化”的进程,并由此形成了所谓“近代日本儒教”,这其中牵涉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在内.因为在此过程中,儒教不仅与17世纪日本已日趋高涨的民族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等问题纠缠不清,甚至与19世纪帝国日本（明治帝国直至二战时期的昭和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结合而构成依附之势,于是,“近代儒教”在日本战后尤其是在当代日本思想史学界,成了不屑一顾的“丑陋”对象而不被正面应对.
一、双重视角：日本化与近代化
首先是17世纪江户日本（1603-1868）时期的“德川儒学”,虽然其历史只有短短的260余年,但却是儒学在日本的最辉煌的时期,公元5世纪既已传至日本的儒学特别是13世纪末的镰仓时期（1185-1333）由佛僧带人日本的朱子学,在经历了漫长文献解读之后,渐进至思想重构的阶段,尤其是以解构宋儒义理系统为理论目标,其结果却从内部萌发出“逸脱儒教阵营”之可能的“古学派”（以仁斋学、徂徕学为代表）,以及企图藉彻底祛除中国学之“汉意”以使日本文化的优秀传统不再受其污染为学术志向的“国学”（以宣长学为代表）,于是作为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学终于面临重大“修正”（丸山真男语）,形成了被后人称为“日本化”的德川儒学；接着是19世纪末明治时期（1868-1912）在经历欧风美雨的“近代化”洗礼之同时,早期近代化时期的“德川儒教”尤其是德川儒教中已趋式微的朱子学却意外地重新抬头,在幕末阳明学大展风头之余,日本朱子学重新出场,身居权力中枢的几位儒家人物兼明治“帝师”如元田永孚（1818-1891）、西村茂树（1828-1902）、井上毅（1839-1895）等人发现,被徂徕学等一度解构得相当彻底的朱子学却与意识形态高度“契合”,被打上朱子学印记的“大义名分”、“忠孝节义”等制度儒学、伦理儒学在幕府倒台之后,完全能够为巩固帝国新秩序派上用场.例如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及其次年井上哲次郎（1855-1944）《勒语衍义》的问世便是重大标志,预示着在帝国主义新形势下,以宣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为特色的一场“国民道德论”运动即将席卷日本,该运动以明治十年儒教道德思想的复活为标志,直至“太平洋战争末期推行的国粹思想”为止,产生了相当长久的辐射效应,当此之际,朱子学被重新认定为“曾于德川三百年”的日本“国民道德发展上发生过伟大影响”.
于是我们发现,在19世纪末已然“日本化”了的阳明学与朱子学交替出场,各种以近代化为标志的西学思潮大量涌入与儒教的“再日本化”进程发生奇妙配合,从而使得儒教不得不面临“近代化”与“日本化”的双重夹击,原本被认定为唯知“以理断决”而不免“残忍刻薄”（伊藤仁斋语）的朱子学在快速步人“近代化”的明治日本却又旧貌换新颜,这一明治以来呈犬牙交错之复杂情景的思想激变令人眼花缭乱,成为近代以降饶有兴味的话题.那么,战后日本学界又如何审视与定位“德川儒学”以及“近代日本儒教”,首先就遇到一对关键词--即“日本化”与“近代化”.与此同时,这对关键词又可作为认识论装置,用来作为测知近世日本及近代日本以来儒教思想发生的种种变化轨迹的手段.
事实上,横跨战前与战后两个历史时段的日本思想史奠基者之一的丸山真男（1914-1996）一生的思想工作便可分为早晚两期,而这两期恰可用“近代化”与“日本化”
（或称“近代性”、“日本性”）两大问题领域加以区分.也就是说,早期丸山致力于探讨的是日本近代化的文化基因或思想机缘究竟何在的问题,他从早期近代的德川儒学中发现徂徕学以政治与道德、自然与作为的“非连续性”思维当中,读出徂徕学的这一双重否定彻底颠覆了作为德川幕府意识形态的朱子学“连续性”思维模式,从而为日本近代化的出现准备好了“剧本”,换言之,徂徕学内部已蕴含的早期近代化特质或“近代思维模式”本可以为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日本走向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然而历史的走向往往不尽如人意,明治十年以后逐渐呈现的儒教复兴迹象表明,不是徂徕学也不是仁斋学而是崎门派的原教旨主义朱子学、宣扬“国体”主义的宣长学以及亦有深厚朱子学之传统的“皇室中心主义”拥护者的后期水户学倍受青睐,被丸山认定开启了由近世转向近代之窗口的徂徕学毋宁是旁门支流,以至于他不得不断言日本的“近代化”其实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这成了早期丸山的名言.后期丸山致力于探讨的是外来文化得以“日本化”的可能机制究竟何在的问题,他发现在日本文化的历史底层必然存在某种“日本性”的东西（日语为“日本”,试译作“日本性”）可以作为转化外来文化的重要内因机制,并提出了轰动学界的“古层”、“原型”或称作“执拗低音”的一套史学理论,至于这套学说的思想内涵、史学意义及其限,这里自不必细述.要之,“近代化”和“日本化”成为丸山史学思想的两大坐标,构成其重建日本思想史的重要视角,这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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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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