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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清华论文范文 张清华应该在鲁迅和五四来文学谱系中认识莫言相关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张清华论文 更新时间:2024-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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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向前跑了.有跑的动作,没有跑的速度,两只细胳膊使劲甩动着,像谷地里被风吹动着的稻草人”.“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这是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塑造的一个整日不说一句话的,名字叫做“黑孩”的经典孤独形象,据说这一形象的塑造和莫言自己同样孤独的童年有关.之后,这具有生命和岁月特质的孤独,使莫言创作出了一个个更加丰富的文学形象,创造出一个汪洋恣肆的文学世界.山东的“高密东北乡”,也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他法”小镇一样愈来愈为世界所知.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7点,瑞典文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和他曾赖以存身并使其写出几百万字的现实世界,立刻被人们以高密度的方式高速传播.一个星期左右,莫言旧居里的红萝卜和树苗等被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洗劫一空,甚至连一个多年前被无意注册和莫言无关的商标——“莫言醉”,也被炒到比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还要高的金额.

“10年前在课堂上经常讲到莫言的作品,讲着讲着讲兴奋了,脱口而出”,著名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清华教授堪称莫言研究专家,10年前曾在讲述莫言作品的课堂上预言,“莫言很有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张清华教授当年的学生们纷纷打电话、发短信表示祝贺,而他则把第二天的文学课堂临时改为莫言作品专题,“讲了一天的莫言”.自1993年起,张清华发表有关莫言作品的评论和对话达十多万字.近年来,张清华教授一直提议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把莫言请进北京师范大学,说“如果不赶紧请进来,瑞典文学院哪天忽然宣布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再请就来不及了”.

张清华强调,讲解和理解莫言的正确方式,是要把莫言放在从鲁迅和“五四”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所创造的“文学谱系”中来讨论,如此才会得出有历史感的认识.

我们有责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讲解莫言

新华月报:10年前您曾说莫言是中国当代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佳人选之一,您成功预言莫言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学依据是什么?

张清华:10年前在课堂上经常讲到莫言的作品,讲着讲着讲兴奋了,脱口而出.因为最近经常把这十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加以对照,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高行健能够得奖,像莫言、余华这样的作家就更应该得奖.大江健三郎的东西我也看过不少,我也觉得大江的写作所表现的人性深度是耸人和深刻的.但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不光“人性深度”大,而且“历史深度”表现得更明显.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民族现代以来的重要的公共经验和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得到了有力的呈现.总的来讲,莫言的小说,所呈现的历史、传统、民间文化以及思想的庞大信息,还有艺术上繁难的难度系数,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的优秀作家中也是十分罕见的.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诺奖评委主席特别提到莫言作品里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指的拉美的,而是独属于莫言的.莫言式的魔幻实际上具有很强、很鲜明的民族性,他可以说为世界文学贡献了独特的东西.早在十几年前,我确实在这些方面有一种基本的认知.那时年轻,胆子大,敢乱说,所以说了也就说了,而且在课堂上经常说.很多老学生至今记忆犹新,来电话或者短信祝贺我,说我的预言实现了.我也曾经从引进人才这个角度跟我们学校的领导们谈起过,我们学校应该养几个作家,我说莫言是首屈一指应该引进的作家,因为我觉得他是有可能得诺贝尔奖的.这些话都公开在学校里说过.总之,我个人对莫言的获奖,觉得在情理之中,虽然有一点点“意料之外”——因为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常常是有“悲情”思想的,总觉得尽管我们够了,我们也很想得,但是可能人家不会如此痛快和及时地给我们.中国人下意识里总觉得这个奖不可能来得太快,虽然我们希望它尽快地到来.

新华月报: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据说第二天您在北师大文学课堂上临时改换主题,讲了一天莫言的作品,主要给学生讲了哪些文本信息?

张清华:我平时讲课的内容就有莫言.其实当时也是进了课堂之后忽然想起来的,觉得不应该仅仅谈一下莫言获奖这件事,还要把后面要讲莫言作品的内容提上来.我是11号晚上得到的消息,接着就电话不断,一直到深夜12点以后还有好友来电,诉说激动的心情.我第二天上午刚好有本科的课,下午有研究生的课.早上到了课堂,本来是准备要讲一下莫言获奖的感想,头天深夜还专门做了一个“PPT”,关于莫言获奖的一些影像.但是我讲完那些感想以后,突然决定要讲一下莫言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对我而言非常熟悉,就在课堂上细读了他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下午研究生的课上,则集中讲了一下莫言的整体风格和长篇写作的一些特点.这是很正常的反应,莫言本来就是当代作家中重要的一个,他得奖以后就意味着他作品的“经典化程度”会得到空前的加强,因此我们有责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讲解莫言.“经典化”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它也是一种选择和放大,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因此进入了伟大作家的谱系了,不管你承认和否,这都很难改变了.

新华月报:您跟莫言有哪些文学方面的交往?

张清华:“交往”就不太好说了——眼下要避免“攀结富贵”的嫌疑.不过,我跟他确有过一个很长的对话,收在我的一本叫做《存在之镜和智慧之灯》的书里,有将近两万字.主要是谈对莫言作品的理解,对小说本身一些艺术因素方面的认识以及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一些看法.我写过将近3万字的一篇论莫言的文章:《叙述的极限——论莫言》.还有另外三四篇关于莫言的文章:1993年发表的一篇《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的传统因素》中,我就讨论过他小说中的传统因素,这已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另一篇《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也是一篇长文;还有一篇《〈红高粱家族〉和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是专门谈《红高粱家族》对于20世纪80年代文学推动意义的.另外,在我的另一本书《境外谈文》中,还专门论述过“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这些大块文章加起来有十几万字.此外还有一些短论和作品解析等文字.2000年,莫言在台湾“两岸作家大会”上的一个演讲,叫《我和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便摘引了我在《钟山》上发表的一篇很长的文章——《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其中有三四千字讨论了他和《丰乳肥臀》.在那次会上,他即摘引了我这篇文章写他的那一部分,还戏谑地说:“既然张清华把我放到他的文章里讨论没有跟我商量,那么我抄他的这些话也就不商量了”.

乡村经验是莫言和生俱来的基本经验

新华月报:在评论莫言《红高粱家族》时,您描述它是一部使莫言从一个民间歌手变成一个现代作家的“点石成金”的作品.其实他的其余作品普遍存在这种效果,您觉得是什么使莫言具有了这种点石成金的能力?

张清华: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自觉.这种自觉表现在,一是重新认知本土文化,“寻根文学”即是一个标志;再一个,是通过拉美作家的成功看到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条路径.在那个年代最核心的思想精神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思想成为作家写作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引领.这使得作家获得了对于民间文化和中国历史,包括当代历史的认知和反思能力.早期的莫言小说,侧重于表现他的童年记忆、原始乡村和自然的浪漫和美丽,这些作品整体上还看不到作家对于历史的那种批判性认知.而在《红高粱家族》里面,首次出现了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思,以及对于当代历史的一种批判.它是中国当代小说中第一部“反进化论叙事”的小说.就是从爷爷到父亲到我,不是一个“进化”的谱系,而是一个颓败和蜕变的“降幂排列”的关系,这就给当代小说注入了一种极大的叛逆性,以及思想动力,还有他艺术格局的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说他是“点石成金”.

新华月报:莫言的作品具有浓郁、纯粹的乡土性,但莫言对其进行语言表达时却十分生猛和先锋,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怎样看待其作品里乡土性和先锋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主客体写作关系?

张清华:他的乡村经验是骨子里的,而他的童年经验和乡村经验是生长在一起的.这是莫言和生俱来的基本经验,也是本身最具有“文学性”的元素.或者说,它是莫言小说文学性的一个基本载体.这是他的作品世界之所以带有野蛮的、原始的、混沌的、庞然大物式的、泥沙俱下的、江河横溢的、莽莽苍苍的、生机勃勃的属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其次,是莫言所获得的后天的认知高度.后天的认知高度,我认为最核心的是他的“生命哲学”和“人类学视野”.之前作家的认知能力,仅限于“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范畴,将人是分为“好”和“坏”的,历史是有“进步”和“倒退”的,文学本身是有“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对立的等以往的作家都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格局里生成他的价值和诗意,这种诗意看起来就是比较有局限的思维方式,有时是比较呆板、僵化和无趣的.但是莫言却大胆地超越了社会学和伦理学的界限,用生命哲学和人类学的眼光,来打量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来还原作为生命、个体、有血有肉的生存者的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的全部属性,都生发出让我们全身心感动的一种蓬勃的天然的诗意.莫言的小说为什么让当代文学为之一变,让读者为之耳目一新,而且真正呈现出了属于文学的诗意?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原因.他的生命哲学和他的原始乡村和童年经验融为一体,形成了他作品的生机勃勃的面貌和风格.

新华月报:莫言的很多作品一上来就能立刻进入表达的高速通道,把内容、语言、结构等文学元素和个体生命体验结合和表达得浑然一体而又淋漓尽致,您怎么看莫言的这种文学加速度式的表达能力?

张清华:这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他的“戏剧性”的天才.一个作家有没有戏剧性的才华,是决定他能否构建出伟大的叙事格局,构建出荡人心魄、引人入胜的故事的一个基本条件.莫言的戏剧性能力很强,他的作品总是有特别集中、紧张的人物关系及矛盾冲突.这使他进入叙述的速度非常之快,而且进入之后,整个故事始终处于紧张、“饱和”的状态.二是他的“语势”是特别充沛的,我把他的叙事叫做“饱和性的叙事”,极端饱和而且不加节制,这正是他的一种特色.如果过于节制、精致就不是莫言了.他是一种包含了毛细血管、神经末梢、皮肤触感的、灵敏而未加修饰的感觉.这种灵敏感觉特别迅猛、饱满、丰富、多样,所形成的信息流、语言流就特别充沛,所以他的“叙述动力”很强.首先是故事悬念和戏剧性的结构所带来的势能,其次是他的语言和感觉带来的强烈势能,使他的整个故事推进具有荡涤、冲击心灵的酣畅、 澎湃的速度和力量,这就是他的风格之所在.一旦加以“节制”就不是莫言了——《蛙》就比较节制,但是《蛙》就不是莫言特别成功的有代表性的作品;《生死疲劳》叙述的洪流,加上华丽的技术性的东西,《檀香刑》、《丰乳肥臀》叙述的 和戏剧性的紧张,都是莫言的典型风格.《丰乳肥臀》是迄今为止,我认为是莫言最伟大的一部作品,那种历史的波澜壮阔和叙述的 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新华月报:莫言作品有着丰富奇特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给人一种意料不到的动感.但其作品选材和结构,却往往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特点,使其直接指向一以贯之的人性、社会、历史等维度.您觉得这种动静分明的表达从文学原理上来说,使莫言表达指向怎样的效果?

张清华:莫言善于寻找一种“叙事的壳”.这个“壳”在《生死疲劳》里面所采用的是一个经典的中国式的文化经验,即人们所相信的佛学里的轮回说——“六道轮回”.借了这样一个文化经验的壳,确实是“稳定的结构”,这种东西本身具有“塑形”的力量.借用它来控制“叙事的洪流”,就达到一种效果:内在的创造 和外在的文化经验对他的“塑形”达到一种非常有机和美妙的平衡状态.既有利于传达他创作的才能和内在饱满的情感,同时又能在表达的时候获得一个公共性、经验化的叙事载体,这就是他的一个高明之处.比如《檀香刑》,他结合高密东北乡流行的一种民间戏曲——“茂腔”,借助这个“壳”,他所传达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民间文化本身的诸种特性,一个是审美的,就是说我们的民间文化虽然是粗糙的,但它也是审美的,贫瘠的乡野也有它的艺术,这就是中国文化一个内在结构性的特点.在世界已经进入了火车、铁路、蒸汽机的文明时代,我们的民族还唱着小曲,唱着“茂腔”,行走在古老的田野上,这就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对照;还有一个,比如他在整体上采取了“凤头”、 “猪肚”和“豹尾”这种叙事的格局.“凤头”和“豹尾”部分都属于“戏剧独白”的叙事,就是每个人物都用自己的口,用角色化的语言来完成内心化的故事讲叙,但是它又要高度戏剧化,它既高度内心化又高度戏剧化,这是非常难的.中间“猪肚”这部分,是作家的角色在叙述.这样的一个“叙述体”也是得自传统的一个壳.

这种结构形式,使得他的叙事和中国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之间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一个作家使自己的个人叙事“公共化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有的作家,其所有的创作,其实就其奥秘而言都是这样的.《红楼梦》其实就是曹雪芹把他的个人经历通过一种中国式的家族叙事,一个“长恨歌式”的、“春梦”般的悲欢离合、由盛而衰的故事,把一种个体记忆、个人记忆,变成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经验.所以它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也就是说,个人性如何通向公共性?必须要借助一个民族文化经验中的壳,这是莫言所擅长的.

整个当代文学思潮和运动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体现者

新华月报:莫言作品对于民间哲学和乡村伦理的运用可谓烂熟于心,请谈一下乡村元素及农业文明元素对莫言作品的影响.

张清华:莫言迄今为止全部的文学想象的基本载体是“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的基本载体是自然世界和农业世界.农业世界其实就是人类在进入文明以后唯一的自然世界,就是说我们已经没有原始的自然了,我们所拥有的自然只剩下农业自然.农业自然是人类文明和大自然保持的一种共生关系,它不是对立关系.而“工业文明”就不一样了,比如我们开一个矿,搞一个化工厂,对地球是有“化学性的破坏”的.农业时代对于自然没有这种破坏,可以周而复始,种庄稼不会毁坏土地,锄地以及在土地上生存,不会污染土地,即便是把粪便拉在大地上,它也不会“污染”大地,这就是说农业自然本身的诗意是“自足”的.人类现在所有的“怀乡病”,所有“文明的怀乡病”,都寄托于乡土自然、农业自然.莫言的小说全部诗意的根基来自这里.

新华月报:乡村经验在文学普遍意义上具有怎样的文学价值?

张清华:乡村经验、乡村社会是新文学诞生以来最重要的文学温床,或者说是一个母体.迄今为止,最成熟的文学叙事,都是关于农业文明的.从鲁迅等文学研究会作家,到沈从文,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乡土文学、乡土作家赵树理、孙犁等,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有诗意的作家,包括莫言、张炜、张承志、韩少功、贾平凹、阎连科等.甚至像韩少功、李锐在城市里长大的“知青”身份的作家,但他们的作品也基本上是以农业自然作为核心场域的.迄今为止最成熟的叙事样态,就是这种乡村叙事.莫言给乡村叙事带来的是,他超越了历史进步论,超越了社会学和伦理学的价值范畴,恢复了乡村的原始诗意,而且在原始诗意上又增加了哲学性的东西——比如说海德格尔式的关于“大地”的基本想象或者基本概念.他还原了乡村和土地意义上的自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终极的“存在”意义上哲学的自然,这是莫言的一大贡献.他的红高粱大地既是原始意义上的大地,又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大地.这是莫言的才华高于同时代某些作家的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新华月报:和当下普遍的文学表达相比,莫言的表达有一种反方向性,不和文学潮流一个方向,比如现在的文学表达追求一种形式感、形制化,甚至西方的表达样式或以文害意的过度雕饰.但是他是反方向的,他回到自己的个人经验做简约化处理,好像跟这个时代的整体表达不同,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清华:不能简单地说他是“赶潮流”的或“反潮流”的,莫言的独特性在于他和整个时代的文明思潮、文化思潮有一种“间离”而又“共生”的关系.比如他的《红高粱家族》,就没有赶上1985年的寻根思潮.它们是1986年陆续发表的,可是他又是寻根文学真正的总结性的成果,或者说是它使得那些概念性的寻根文学作品获得了一个具有更多文学补偿性的成果.很多作家的寻根小说常常观念大于形象,思想大于作品,但在莫言的小说里面,形象和思想达到了一种饱和性的统一.这是说莫言和整个时代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不是完全同步的,他有自己的游离性,但是他却真正体现了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实绩.20世纪90年代,当新历史小说、先锋文学显得有点式微的时候,他推出了他的《丰乳肥臀》,稍后又在世纪之初推出了《檀香刑》.这两部小说在我看来都是“新历史小说”的总结性成果,他稍慢了半拍.但这没关系,这些作品的诞生,你可以看到文学生产和文化思潮、文学运动之间某种“不平衡性”,或者微妙的一种间离性.总的来讲,莫言还是整个当代文学思潮和运动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体现者.

新华月报:是不是可以说莫言的这些个性吸引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

张清华:莫言受到诺奖评委的青睐,我猜想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作品中丰富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民间文化、土地文化、农业文化的含量.就这一点来讲,他特别符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条规则.莫言的小说无比生动和丰富地传达了我们这个农业民族的历史、记忆、伤痛和创伤,使他能够成为可以和世界文学对话的作家.第二,他的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现在有种观点,就是把现代文学看成是优越的文学,而把当代文学看成是卑微的、粗鄙的文学,这种看法我觉得是非常幼稚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本身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谱系.从鲁迅和“五四”文学运动的伟大传统,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波澜壮阔的文学运动和文学解放,这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是20世纪汉语新文学运动的两个波澜.莫言和一批当代优秀作家传承了“五四”文学的伟大人文主义传统,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同样充满了批判性.莫言的每部小说中几乎都充盈着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对农民文化的分析性认知,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忧患,都在他的作品里面得到了生动体现.《红高粱家族》是反思现代文明的,《丰乳丰臀》是反思整个20世纪历史的,它书写了外部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争斗最终对于民间世界的侵犯和摧毁,这不就是人文主义的书写吗?《檀香刑》更是一部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的作品,它讨论了我们这个民族是如何集体合谋演出了一场“围观”和杀戮的喜剧和悲剧的,这里面的围观主题、嗜血主题,不都是鲁迅式主题的光大和延续吗?《生死疲劳》是对当代历史中农民这个最大的人群,在历次政治风潮、政治运动中“被折腾”的历史的书写等你说莫言哪一点没有传承鲁迅和“五四”文学的伟大传统?我觉得这就是他的普世性价值所在,他的人文主义精神显然是一种普世价值的体现,这是他能获得西方读者和知识界认可的一个原因.第三,就是他在文体方面卓越的创造力.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几乎都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文体,这就是他之所以获得承认得到诺奖桂冠的原因.

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给我们提供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新华月报:在对莫言作品的讨论中,以1982年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诺贝尔文学院称谓莫言时所使用的“ 现实主义”,吸引了人们注意,您觉得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

张清华:我觉得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也好, 现实主义也好,神幻现实主义也好,都有两个资源,或者具有双重性.一个资源肯定是来自拉美作家的启示,这是毫无疑问的.莫言走向文坛,刚好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旋风刮进中国,产生一连串神奇影响的时刻,说他不受其影响肯定是胡扯.他早期的一篇文章也提到了马尔克斯、福克纳是“两座高炉”,具有灼热的融化力、召唤力,但他要躲着这两座高炉,以防丧失自我.不过这里面包含了对话性、致敬、“影响的焦虑”,这是很复杂的,也是非常真实的一种心态.这证明早期的莫言小说确实受到了来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濡染、启示和影响.但在他之后二十多年的创作中,支持他作品当中神奇想象的,不止是来自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更多的是来自中国传统和民间的想象方式、审美传统和叙事方法.因为在中国文学里面,有着一个最久远古老的“魔幻”传统,就是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到明清笔记的中国小说传统.所谓“四大奇书”,实际上也分别代表了中国小说的四大类型——《金瓶梅》代表的是“世情叙事”、市井小说,《水浒传》代表的是“侠义叙事”,《三国演义》是“史传叙事”、讲史小说,《西游记》则是“神魔叙事”.这四大传统无不具有魔幻色彩,到集大成者《红楼梦》,也有非常多的魔幻因素.甚至拉美作家也曾经受到中国魔幻叙事的启示,博尔赫斯就曾专门研究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还为《聊斋志异》的阿根廷版写过序言,这些都是明证.莫言的魔幻和神话色彩的叙事,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更多的关系.你不觉得《生死疲劳》完全是一本“中国性”的魔幻小说吗?人“转世”为驴、牛、猪、狗、猴子,这种“轮回”完全是中国式的想象.然后还跟他的家乡、童年所获得的一些民间叙事因素有关联.实际上,高密东北乡离蒲松龄的故居淄川直线距离也就一百多公里,都属于齐文化的范畴.我们家离蒲松龄的故居也很近,我们这一代感同身受着民间神幻的、鬼怪的故事,这种想象方式、叙事方式是普遍存在的.莫言的神幻叙事能力的获得,更多的是来自民间和中国传统的资源.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激活、引燃、引爆了他的这种叙事能力和叙事风格.

新华月报:以拉美和福克纳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确曾给中国和世界文学带来强烈影响,您觉得莫言的“ 现实主义”会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吗?

张清华:从更大的视野来看,现代文明是一种“祛魅”的文化,但这种祛魅的文化恰恰是“反文学”的.历史上凡是文学比较繁荣的时代,都具有一种“魅性”的想象或者文化呈现.以赛亚·伯林的《浪漫主义的根源》即重新回顾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实际上,浪漫主义文学是19 的真正动力,在这之前欧洲经历了上百年的启蒙主义运动,启蒙主义运动恰恰是文学上一个特别乏味、成就特别低的时期.浪漫主义的魅性,对于“中世纪”和“东方”的追索和迷恋,突出的就是对于原始之魅、民间文明和文化的魅力的一种推崇.正是因为在德国出现了收集中世纪传说,在意大利、南欧出现了对东方文化的迷恋的思潮,才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传统和民间文化的一种“重新发现”,它表现出极大的魅性,这种魅性和现代文明和当代中国的启蒙主义运动之间有一种互补的关系,也有人称之为“审美现代性”.

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从长远来看,也许就是一个小小的“文艺复兴”的标志,或者是一场属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浪漫主义”的文学运动,或者叫做“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一种文学运动.我觉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之所以出现了某种让人担心的衰退局面,就是因为这样一种魅性的淡化和丧失.现在大家侧重于表现都市里的个体、个体生存中的繁冗和荒谬,这些叙事的诗意是相对匮乏的.但是这样一个趋势是很难挽回的,这也是我对文学的未来抱着某种悲观和忧虑的一个原因.

新华月报:怎样解读莫言作品里纯粹的民间文化元素,是否可以说莫言向世界文学贡献了中国文化样本?

张清华:如果说出现一个比较好的局面,那么就是莫言的作品“重新召唤了我们对于传统的认知”,和对于民间文化、民间记忆的一种热忱.如果能“召唤”的话,也许会推动文学的再次上升.

说莫言向世界文学贡献了中国文化元素,这似乎也符合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东方视角.在西方人的想象里,东方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是一个落后然而神奇、贫穷然而浪漫的世界.莫言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不经意地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所影响下的东方认知,或许说这是不谋而合的.比如张艺谋拍的《红高粱》为什么得到柏林电影节的推崇,获得金熊奖,无非是西方人看到了在东方有一群光着膀子的汉子,用了奇怪的醉姿抬着一个花轿,花轿里面有个新娘子在慌张惶恐,他们行走在红高粱地的田野小路上,然后遇到了土匪等这是一种“关于东方的叙事”和“西方人关于东方的想象”之间的不期而遇.但是这又要从另一面来看——其实这和眼下的“中国经验”相比,它已经显得非常邈远了.但是不要忘了,莫言还有《四十一炮》、《蛙》,这些都是表现中国最新的当下经验的小说.他成功书写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中国人在伦理、道德、生命、精神、灵魂方面所付出的代价.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曾迎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黄金时代

新华月报:北师大文学院有一个对外交流项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中心,作为该项目的参和者,您认为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类似莫言笔下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张清华:我们经常会看到19世纪法国、俄罗斯、英国的文学,这些文学都是批判性的.巴尔扎克笔下的18世纪30年代的法国,雨果笔下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都是充满罪恶的、黑暗的,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读了他们的小说,就会对法国、欧洲产生恐惧和厌恶感,相反你会对这个地方充满了神往和迷恋.你不会因为看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现实的批判而憎恨俄罗斯,相反你会对这个民族产生由衷的敬意.莫言全部的表达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当下经验的揭示,对农业文明的悲悯,都会激起更多人对中国的理解、了解和向往.对中国文化方面地位的上升完全是起正面作用的,我们不必担心会有任何“ ”作用.

新华月报:截至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或综合征的状态.正如一些评论者所说该症状终于可以有所缓解了,您认为诺贝尔奖焦虑症或综合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清华:就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水准而言,早就应该得到承认.因为文学生产、艺术生产和文化、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状况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不平衡性”.马克思、恩格斯都专门讨论过艺术生产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即便我们在文化上或者其他方面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中国当代社会所提供的“复杂经验”,却是这个时期全人类当中最复杂的经验.就像余华在《兄弟》后记里所说的,“一个中国人活了40年相当于一个西方人活了400年”.就是说,在我们这个40年里面集中了人类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面所经历的一切,一切经验都在中国当代社会产生了,就必然会成为这一代作家最宝贵的资源.也就是说,这一代作家注定是幸运的、生逢其时的,只要他们认真地记录和传达这些经验,文学就是最了不起的.之前我们没有得到西方知识界的标志性的认可,但其实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出去也已经有一些了.像莫言、余华、苏童在海外已经有较大的影响.这次莫言得到诺贝尔奖,我认为确实对于缓解中国人的焦虑有很大帮助.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当代的作家们应该充分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今天的欧洲也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产生,但是激荡人心的、饱满而酣畅淋漓的文学时代却一去不复返了.顾彬所推崇的一个瑞士籍的德语作家,说是“美得不得了”,因为“他写一个苹果写了100页”,“写他母亲注视一个苹果写了150页”——美得不得了.这就是欧洲,安静而发达的欧洲的文学资源吗?而我们中国的文学资源,你看一下,血和火的、波澜壮阔的,红尘万丈、浊流滚滚的,哪里的文学经验能像中国如今的现实经验这样生动、丰富?我们的作家应该抓住这个机遇,我们的读者应该认识到在当代文学有很多问题、困难、困惑的情况下,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你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你不能从逻辑上推论,中国好像什么都是坏的,文学能好得了吗?这是这些年对于中国文学不看好,对中国文学有过多指摘和责备的人,他的发言的理由,大都是“从逻辑上说”,因为他根本不看作品.

新华月报:2006年曾出现过知识界和思想界炮轰文学界的事件,其中很明显的一个原因在于界别之间的间离和隔膜状态,您觉得它们之间怎样才能做到相互融合,找到一个平衡点?

张清华:在我看来,中国作家的现实认知、历史认知,远远超过了中国的思想界.只要他们认真地读这些作品,比如好好读一下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你会对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有新的认知,就会意识到莫言对于历史和现实认知的深度是惊人的.其他作家如余华、格非等也一样.我觉得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应该借鉴文学界所写下的充满勇气和批判精神的作品所承载的丰富思想.至少,他们应该好好看一看格非最近几年出版的《人面桃花》三部曲,应该会有新的看法.

新华月报:在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背景下,当代文学受到冷遇已二十多年,甚至因此陷入一种深度迷惘期,您觉得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当代文学形势会有哪些影响?

张清华:我觉得影响肯定是正面的,也是深远的,但我无法在近期予以预期.他的这种影响可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次第释放或者爆发的,但很难预料在近期就会改变什么.

其实,不看作品的人还是不看作品.在这个高度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时代,能够耐下心来阅读作品的人确乎是越来越少了,眼下的热闹更多是一种新闻效应,这也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心态,不是我们长远要期待的一个局面.万众瞩目,洛阳纸贵,只是一种新闻效应.莫言要对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产生深远影响可能需要假以时日才能逐渐显现.我觉得他有可能深远地影响到中国人关于新文学史的基本认知,关于这30年文学的基本认知,关于文学到底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一个基本认知,甚至也会影响到知识界的心态和价值立场.这样,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是不可预计的了.

新华月报: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学大国,文学表达和文学欣赏需求背后掩藏着深厚的底蕴和深层的文化结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改变近年来社会对文学的认识,扭转文学遇冷所遭遇的整体文学形势,是否会产生作用?

张清华: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现为有时候是“末世”和“乱世”,文学才会更有气象,会更有杰作出现的契机,所以有些问题是不可预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希望文化有个大发展大繁荣,但是这样的说法仅仅是从一个当政的角度所做的一种期盼.“需要并诞生巨人的时代”在历史上并不是常有的.恩格斯说“文艺复兴就是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一个时代”,而这样的时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莫言小说的被认可,可能会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确实达到了一个可以和世界文学对话甚至媲美的高度.但是能否续接中国历史上曾有的文学历史的辉煌,恐怕还不能下结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文学诞生100年以来,在文学的“内部”出现了一个“接近于成熟”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从艺术的内在品质、复杂性、难度系数和美学的传统神韵等方面,我觉得都达到了新文学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的思想承载力也是有前所未有的丰厚.不管外界如何评说,我认为从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来看,确实出现了成熟和丰收的局面.说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黄金时代也未尝不可.眼下这个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因为市场化、物质主义这些因素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绑架乃至伤害我们的文学,这就是物质发展和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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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漫鲁迅和张岱 一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写过一批很好看的关于中国古代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温洽溢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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