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京津冀协同行政领导模式选择是关于对写作行政领导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行政领导和党政领导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动和实施需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文章立足于京津冀三地组织领导模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结合历史上国内外出现的各种组织领导架构,通过梳理和研究,归纳提出了四种代表性的组织领导模式,即“总督府模式”“中央局模式”“华府模式”及“领导小组模式”,并站在组织管理学角度分别进行了利弊分析,以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组织管理模式选择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组织领导模式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至今已近4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却长期存在并呈现愈拉愈大的趋势.此种状况一旦持续,将严重影响我国跨世纪“三步走”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区域协同发展问题已经上升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议程.作为“首都圈”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三地是全国主要的高新技术和重工业基地,也是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流和科技创新中心.三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具有良好的融合与协同基础.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三地之间的融合与协同发展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京津两市与河北省之间在区域发展同步性和区域协同积极性方面认识不统一,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存在较大差距.
全面贯彻并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仅可以充分发挥“首都圈”的经济社会效益,更能以点带面,在改善全国范围区域发展不平衡方面产生良好示范效应.为此,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专题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认真审视习总书记提出的“四大需要”就不难发现,排在首位的是“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由此可见,国家已把体制机制创新视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要问题,而这其中,作为保证协同发展完整性、一致性、稳定性和连贯性的重要保障,行政领导体制创新毋庸置疑排在首位.
一、 组织领导模式创新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组织是个体做事的载体,个体是组织运转的动力源,管理是组织运转润滑剂.战略是组织实现目的的手段,任何战略的实施都不能脱离组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也不例外.在国家大力推动下,京津冀协同发展已进入实质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已于2015年出台,雄安新区于2017年4月1日宣告建立,三地间各种协同计划与活动也在陆续开展.然而,除2014年国务院成立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外,中央层面在协同发展领导机构和协同平台建设上未再有新的强有力举措.事实上,京津冀三地属于三个行政区划,其中包括两个直辖市,有一个还是首都.行政隶属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导致许多政策不统一,利益难平衡,三地各自为政,协调难度较大.如果缺少强有力的领导和指挥力度,仅寄托于三地自我利益角度上的自发协同恐难取得良好效果.
行政领导模式设计科学与否是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成败的关键.对于三地来说,如果处于一个架构设计科学合理的行政领导模式下,将能减少矛盾与摩擦,避免不必要、无休止的协调,从而充分发挥各地优势,提升组织绩效；反之,如果处于架构设计欠科学,职责紊乱的组织领导下,将会各自为战,无所适从,容易引发对组织不满甚至失望情绪,导致绩效滑坡.因此,中央设立的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组织必须要是一个架构合理、职责明晰、分工科学的组织,必须是一个能保障各个部门工作正常运行、保证整个组织流程顺畅的组织,必须是一个有战斗力的高绩效组织.
二、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四种组织领导模式探析
组织领导模式与组织战略密切相关,战略决定领导模式,领导模式合理与否对战略目标的达成有重要影响.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在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的原则下实现经济与社会一体化全面发展.为实现此战略目标,根据管理学组织架构设计原理及国内外行政制度设计,我们尝试提出四种组织领导模式,即“总督府模式”、“中央局模式”、“领导小组模式”及“华府模式”.其具体内容阐述如下：
1. “总督府模式”.总督在明朝时期是朝廷的派出官员,临时巡视或监管一地,但到清朝定都北京后,总督设置逐步走向制度化并形成官制,总督由临时派遣转为定制,权限由只管軍务发展到综理军政和民政,成为地方实际最高军事、行政长官.京津冀地区在清代隶属直隶总督管辖,是直隶总督行政区划的主要组成部分.直隶总督通常是正二品官员（加尚书衔者为从一品）,统管全省军事和民政要务,决定官吏任免、掌管诉讼审判、处理部分外交事务、并有一定的财政权限,涉及直隶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上对朝廷负责,下对各省监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管理机构可以据此设置（图1）,上对中央直接负责,下辖京津冀三地,统一规划、全面管理.
“总督府模式”是一种简单有效的组织领导形式,由中央到三地协同发展管理机构再到各省市,实行垂直领导和统一管理.该模式的优点是权限集中,职责分明、命令统一,信息流动方便简捷,有利于统一指挥和集中管理,能够快速对三地发展的各项事宜做出决策并迅速落实；有利于集中三地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统一调配,取长补短,减少资源浪费,发挥系统效应；有利于三地横向协调,便于平衡三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降低发展差异.但增设一级协同发展管理机构也存在弊端：首先是加厚了管理层次,导致信息传递链增长、信息流失量增多；其次是容易引发地方权限过大,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出现尾大不掉的现象；此外,可能导致协同发展管理机构负担过重,深限于三地横向协调行政琐事之中,无暇深入研究和妥善解决三地协同发展的重大问题.
2. “中央局模式”.我国在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出于革命斗争历史传统和现实形势需要,逐渐形成了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六大中央行政区域,各行政区域均设立中共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每个中央局均下辖数个省份,且各中央局领导大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负责各局管辖区内党政军和人财物一切事务,权限极大.从行政层次上看,中央局是中央和各省之间增设的一层组织机构；从管理模式上看,它与“总督府模式”相似,但又比其权力更加集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我国新世纪出台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若在中央之下再设置一个专门负责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事务的中央局（图2）,或许可快速处理三地事务,迅速推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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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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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京津冀协同对河北经济带动作用 摘要：2013年2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京津同城化、京津冀一体化。2014年2月2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而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明显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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