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贫困村识别基层实践逻辑解构是适合解构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解构主义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以湖北J县的贫困村识别为例,解构了基层政府在贫困村识别中的实践逻辑并阐释其成因.在贫困村识别过程中,受政绩观驱动,基层政府遵循“效率优先”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对接精英化；因国家授权不足,基层政府遵循“选择性平衡”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异化为行政激励；为追求溢出效益,基层政府遵循“遵从指示”的逻辑,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突变为交易资本.
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村识别；基层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2-0017-0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农村扶贫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当前扶贫工作已精确到村和户.第一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土地制度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贫困户从“涓滴效应”中受益,该阶段的扶贫工作开始瞄准特殊贫困地区（如“三西”地区）.第二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贫困地区成立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确定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即以县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单位.第三阶段,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以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攻坚阶段.此时,国家决定将扶贫资金全部用于国定贫困县,并强调扶贫资金和项目要到达贫困村、贫困户.第四阶段,多元主体大扶贫格局阶段（2001-）,该时期,中国政府对扶贫工作的重点和瞄准对象做了重大调整：针对贫困人口分散化的特点,确定14.8万个贫困村作为扶持重点,瞄准对象开始由贫困县向贫困村转移.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颁布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明确指出,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最为重要的一步,它包括贫困村瞄准和贫困户瞄准两部分,其中,贫困村的精准识别是“六个精准”之项目安排精准、因村派人精准的基础,然已有研究表明,比例高达48%应该被确定为贫困村的村,却未被瞄准[1] .
当前,学界有关贫困户识别的研究丰富而有关贫困村识别的研究匮乏.贫困户识别方法的构建已从“收入单指数”发展为“多维贫困指数”.张昭等结合收入、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5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2]；彻里和勒密采用完全模糊和相对方法识别贫困户[3].有关贫困户识别偏差的研究也较为系统.许汉泽等认为基层政府的选择性平衡造成识别偏差[4],葛志军等认为农户参和度不足造成识别偏差[5],陈晓兰等认为技术的有限性、群众的“平均主义”思想、贫困户的脆弱性造成识别偏差[6],陆汉文等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识别偏差[7],李棉管认为技术难题、政治过程、文化结果造成识别偏差[8].当前有关贫困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贫困村的识别方法.李小云用参和式贫困指数识别贫困村进而瞄准贫困群体[9],郭辉构建了贫困村多维测算模型具体算法[10],邓维杰提出“指标打分贫困村分类法”和“二元检索贫困村分类法”[11].有关贫困村识别的研究十分匮乏：汪三贵提出“政绩”和“官员游说”是贫困村瞄准失败的猜想[1],杨亮承认为村庄治理生态、村干部能力、村庄和乡镇的关系影响乡镇对贫困村的选择[12].
综上,当前有关贫困村识别的研究颇少,研究成果呈碎片化,系统性不足,且现有研究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缺乏实证支撑.有鉴于此,本研究以湖北J县按照学术惯例,文章出现的地名均作了化名处理. 2014年的贫困村识别为原型,解构引起贫困村识别偏差的基层实践逻辑.
二、研究案例和资料来源
2014年4月11日,国务院扶贫办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对贫困村的识别标准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村贫困发生率比全省贫困发生率高一倍以上,行政村2013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的60%,行政村无集体经济收入.其后印发的《湖北省农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沿袭了国务院扶贫办的标准.2014年12月12日,J市完成贫困村的建档立卡工作,J县获得151个贫困村指标,其中,歇镇获得10个指标.歇镇的10个贫困村指标分别为：伍片的河村,歇片的歇村,余片的埠村、官村和吴村,李片的霞村、凤村和古村,谭片的谭村和宗村.
表1数据显示,在歇镇的40个村庄中,歇村、官村、古村、霞村、谭村的人均纯收入排名于前1/3,河村、埠村、吴村、凤村、宗村均排名于后10名,此次贫困村识别的准确率仅为50%,识别结果呈“精英俘获”的特征.上述偏差是如何发生的?基层政府的贫困村识别实践遵循怎样的逻辑?实践逻辑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通过解構县扶贫办和乡镇政府的贫困村识别实践来回答上述问题.
本研究的经验材料主要源自笔者2016年12月在湖北J县为期20天的驻点调研,调研结合集体座谈会和个体访谈的形式展开,主要访谈了J县扶贫办主任、歇镇公务人员、歇镇10个重点贫困村的村支书.以J县的贫困村识别进行个案研究,案例的“代表性”容易受到质疑.Giampietro GoBo指出就案例研究而言,人们经常混淆其个案本身的代表性和个案特征的代表性,相较而言个案特征的代表性才是重要的[14].本文以一个案例县作为基础,尝试解构造成我国贫困村识别偏差的基层实践逻辑并探究逻辑背后的原因.
三、贫困村识别的基层实践逻辑解构
(一)效率优先
1.县扶贫办的效率导向.为彰显扶贫绩效,县政府优先将贫困村指标分配给基础条件好、可立竿见影的乡镇,基础薄弱、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的乡镇在此次指标分配中毫无优势.据统计,此次贫困村指标分解中,经济排名前半的乡镇获得65个贫困村指标,占该乡镇村庄总数的11.3%；经济排名后半的乡镇获得76个贫困村指标,占该乡镇乡村总数的13.5%[13,15].虽然经济排名后半的乡镇的贫困村指标和获得率的绝对值略高,但是考虑到经济条件好的乡镇贫困村数量相对较少,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条件好的乡镇获得的指标相对多,贫困村指标分解形成“精英俘获”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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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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