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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十年编纂的《华文基础字典》即将出版,欣喜之余,自然会想到这本字典的倡议者王均先生.他逝世也已十年,总想写些怀念他的文字,了却心中的夙愿.
一九八0年,我还在天津师大工作,一次到北京出差时,侯精一同志曾带我看望过王均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均.其时,王先生主持《民族语文》杂志工作,人手不足,希望我到杂志编辑部工作.然而我出于专业隔行,且家在天津,心有种种顾虑,就辞谢了.然而世间常有出乎意料之事,三年后我竟然还是来到北京工作了.这次是业师吕叔湘先生和老友陈章太同志的推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当时的机构名字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语委”）要成立“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决策开展研究工作.上级批准可从外地调三名相关人员到研究所.当时我和陈章太在合肥参加方言学会议.章太跟我谈话,希望我能来北京工作,特别强调这是吕先生的意思,并说工作、房子和家属问题都会得到滿意的解决.面对真诚相邀,我无法拒绝.
我一九八三年底来京报到,不久,研究所成立,语委工作方针进一步确定,按上级指示,语委不仅管汉语言文字,也要管少数民族语言.正因如此,有关领导部门又将王均调到语委任副主任,分管科研和少数民族语言.绕了一圈,和王先生终于还是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只能说是缘分使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今后有更多机会得到王先生的指导了.不久,王先生搬到语委宿舍住,我们成了邻居.他住四楼,我住五楼,周有光先生住三楼,陈章太住二楼,楼上楼下,串门十分方便.
后来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去给吕叔湘当助手,到吕先生任社长的语文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王先生虽然不直接管出版社,但他不耻下问,遇到一些事,总愿意找我征求意见.我记得在一次语委全体委员的会上（王先生和我都是委员）,语委主任讲完话后,除了听到一些赞成、同意的发言外,党外人士倪海曙先生也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开会提不同意见,本来是很正常、值得鼓励的事,但当时语委的主任却很反感.会后找王均布置任务,要他找倪海曙谈话,批评他竟然对党组书记的讲话提不同意见,并上纲上线到组织纪律的原则问题.倪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为语言文字工作兢兢业业,做了很多贡献,在语委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 人士.如何找倪先生谈话,王先生很犯难.他专门到我办公室问这件事怎么办.我说,从倪先生的发言看不出有什么错,不许人家提不同意见,这不成了 批评的“一言堂”了吗！王先生是组织性很强的人,领导布置了,颇感为难,怎么去执行呢?我了解一些当时语委主任的思想和作风,我建议王先生对这件事冷处理,能拖就拖,如果上面再问起这件事,就说双方正在约定时间,实在拖不过,就到倪先生家去看看他,聊聊天,谈些别的事就行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久未忘怀.王先生真是一位单纯、真诚、心怀坦荡的学者,又是一位严于律己、有原则性的党员.
一九八六年国际汉藏语学会在美国俄亥俄州开会,邀请语委派人参加.过去我们外汇缺乏,参加国际会议受到很大限制.这次语委申请到一些外汇,希望中青年同志到国门外多走走,学习一些新东西.王先生计划省吃俭用可派四名同志去,他也请在美国的朋友予以关照.王先生找我谈话,希望我准备论文,并要我带队.王先生在这方面有经验,所以从准备论文到着装、规矩,以及生活、行李等问题都给了细心的指导.我们一行四人（刘连元、龚千炎和李乐毅）都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论文.
王均在主持编写“中国当代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卷时,因没有助手,工作进展缓慢.他很想从出版社要一个人,但他知道出版社是生产单位,人员安排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几次欲说还休.有次聊天说到这项工作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他为难地说想借一个编辑帮他编书,看中了程荣同志.我欣然同意.因为小程搞文字学,曾师从高景成先生,水平能力不错.后来大约用了一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编书任务,按时配合丛书中其他卷一齐出版了.
王均的社会工作和行政事务比较多,但他始终惦记着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文字的制定和推广等工作,也关心着汉语研究的新成果和普通话、汉语拼音的推广以及向国际传播等问题.大约在二00五年,他已退休,有一天到我们编写组来看望各地来的参编人员,谈到他和周有光共同制订了一个向海外华人传播汉语的规划,要通过汉语传播让五千多万海外华人子弟了解中华优秀文化,满足广大华侨同胞不让子孙忘记中华文化根脉的愿望.这个计划得到教育部、侨办和汉办的大力支持.要将中华文化经典的精华,编写成现代汉语的读本,计划编二十至三十本.还有一项基础工作,就是要同时编一本“华文字典”,作为他们学习的工具书.
这本字典收常用字不超过一千五百个,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注释它们的常用义,并且释文用字也不超出收录的这一千五百个字,使华侨子弟通过它入门学习汉语,打消一些人认为汉语难学的认识.因为汉字是音节语素文字,认识一个常用字,实际就掌握了一个常用的语素,它可以构成很多常用的词.如认识“电”字后,可以构成电话、电灯、电影等一百多条常用词.所以认识一个汉字,它的作用同认识拼音文字中一个生词的功用大不一样.这也是可以较方便掌握汉语的有效门径,但编这样的字典没有样本,也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仅用一千五百个字来释义,难度可想而知.但王先生很有信心.当时我们编写组二十多人,正忙着按国家语委规划,编撰语文规范系列工具书.王先生下达的任务我们不管有什么困难也要接下来.遗憾的是,这件事刚开了一个头,到年底王先生即患病,而且竟一病不起,转年即溘然长逝.王先生走后,主要靠请教周有光先生,因为他们先前共同策划这套书并取得共识,所以后来在周先生指导下邀请其他搞汉语海外传播的专家讨论,在教育部语信司的帮助下,终于编成《华文基础字典》.这也算是对王先生的汇报,他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王均在民族语言和汉语研究方面做出过很大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从一九五0年他执笔写的《参加 西北访问团调查新疆兄弟民族语言的工作报告》开始,他就积极投身于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为侗族、黎族设计制订过拼音文字方案,在这些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成果斐然.他同其他学者共同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更负盛名,是介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集大成的权威著作.
王均在制订我国民族语言政策方面、在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他在强调推广全国通用语言普通话时,同时也强调民族地区还要学习好民族语言,他专门写过《壮语及壮汉人民怎样互学语言》.王先生在汉语研究方面用力甚多的是普通语音学和音系学.由他执笔和罗常培先生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是结合中国语言实际研究普通语音学的著作,内容丰富,行文深入浅出.此书出版前在《中国语文》用笔名连载时,即引起学术界极大注意,至今仍是学习语音学的重要参考读物.他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阐述了我国文字改革的历史和现状.王均为推动汉语实现规范化呕心沥血不遗余力,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对汉语拼音推广更是竭尽全力.他见到汉语书面上数字用法的分歧现象,亲自带人进行调查,研制了《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后来国家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范标准奠定了基础.
王均对语文社团工作也很重视,“中国语文报刊协会”“语文现代化学会”的成立,背后都有王先生的关心和推动.王先生待人亲切真诚,对后辈更是扶持奖掖有加.王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年了,但他温良恭俭让的可敬可爱形象,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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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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