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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倾注了极大热情和智慧为治政者们上的这一堂经济课,长时间里鲜有知音和共鸣.班固著《汉书》就对他的《货殖论》和《平准书》提出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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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是司马迁说的.太史公说这话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做心灵鸡汤,而是要为我们上一堂经济课.
崇奢,还是崇俭
看《史记》,有人说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史学巨著,也有人把它当文学作品看,其实它里面还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学,这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
在这两篇文章中,司马迁认为人天性是逐利的,而且没有什么不对,所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这句话有石破天惊的意味,因为在此之前的诸子百家和统治者无不重义贬利.《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经》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就连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也说“正其义不谋其利”.
但道德的高标无法掩盖人性的现实,经济决定道德而非道德决定经济,哲学可以理想化,经济学必须务实.在现实中重利轻义的人是有的,他们被称为君子.但社会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人因为自私所以才有了理想,在一个人人利他的社会里理想也就消失了.
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司马迁认为不能回避 、利益,享受、逐利是人的本性,不用学习即人人拥有且无法抑制,“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自出”.
既然逐利是客观的、享受是正当的,那么鼓励致富、鼓励消费也就是自然的,这一点司马迁的看法也和大多数人不同.之前诸子百家多崇尚节俭、克制 ,继而抑制消费需求.司马迁认为“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美好的东西“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正是因为大家自觉追求这些东西,同时也努力创造这些东西以换取别人的成果,所以经济才得以繁荣.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认为人们每天需要的食物不是来自面包师、屠户的恩惠,而出自他们为自己谋利的打算.这就是“经济人”的概念,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司马迁的认识和此相同.
富国,还是富民
自从有了国家,百姓的一切行为无不和国家产生关联,尤其是经济活动.出于强化集权的需要,历代统治者往往最关心富国强兵,当然也认识到实现“上富”必须先“下富”.孔子说“百姓不足,君熟和足”、“民不富,难以施仁”,虽然也强调了民富,但只把这个看作实现国富的手段.
也有人认为国富和民富其实是相矛盾的,商鞅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 裸地道出了心机.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对人和一切资源的全方位控制.民富不富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国富.商鞅或许认为早他200多年的管仲虽然通过改革创造了经济奇迹,但由于过分强调富民而削弱了国家的力量,所以“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仅昙花一现.
孔子是儒家,商鞅是法家,在民富还是国富的问题上儒家更容易赢得人心,而法家更容易为统治者接受.司马迁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又讨厌法家的做法,《货殖列传》引用了管仲说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进一步阐释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国家不仅要富裕更要安定,那就得让百姓“知礼节”,百姓只要富足了自然会“知礼节”.
“货”指的是财富,“殖”指的是增长.财富的增长首先来自于经济个体,人们通过劳动获得了财富,不仅实现了富裕而且会更渴盼稳定,这是国家安定的基础.国富、民富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因为国富所以才要“使民富”,它们其实是融合于一体的.
重农,还是重商
如何实现民富、国富呢?传统的看法是要“重本抑末”.“本”是农业,“末”是农业之外的其他各业,包括手工业、商业等,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民富国强.
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因为在一些人看来,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才能创造财富,像商人这样靠从事交易而致富的人是“蠹虫”.司马迁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引《周书》上的话“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说明各行各业的重要.农是农业、工是手工业、商是商业、虞是从事山林渔猎的人,农、工、商、虞四业互相无法替代.
在这四业之中司马迁更强调商业,《货殖列传》就是为成功的商人们立传,其中包括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人.这些“企业家”在商业上都很成功,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顶着“为富不仁”的帽子,不仅被舆论歧视,而且经常受到政策的打压.汉初规定商人不得为官、不得占田,后来更视商人为亡命、赘婿这一类人而进行贬斥.
司马迁肯定了商人的价值,进一步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现代经济学认为工业的附加值确实比农业高,而商业、服务业的附加值又比工业高,这就是著名的“ 定理”.
司马迁反对歧视商人,认为“富者得势益彰”.他举例说,孔子之所以“名布扬于天下”,和他的学生子贡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很富有,正是因为他有条件对老师进行不遗余力地宣扬,孔子在后世才这么知名.
司马迁甚至提出了“素封”的概念,认为这些成功的商人虽然没有爵位、没有官职,但他们是“千金之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点儿都不比王侯、高官小.
干预,还是不干预
国家要对经济进行管理,怎么管?管仲认为必须全面加强管理,“以轻重御天下之道”,通过货币、价格、税收等手段控制物资流通,对盐、铁等战略性物资实行国家专营.他的主张被称为“轻重论”.
司马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国家管理经济有五种方式：一是“善者因之”,通过实行自由经济政策,顺其自然,国家不干预；二是“利导之”,通过一些手段,如物质利益、经济杠杆等引导经济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三是“教诲之”, 通过教化手段影响人们,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四是“整齐之”,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手段规范、整治人们的经济活动；五是“和之争”,通过直接干预、介入经济和民争利.
司马迁认为第一种方式最好,最后一种方式最差.他的“善因论”和管仲的“轻重论”刚好相对,一个主张国家不干预经济,一个主张干预.
作为太史令出身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本应专注述史,但他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显然也十分深入、深刻,这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
汉初无为而治,对经济活动较少干预,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但从汉武帝起逐步改变了不干预的经济政策,推行重农抑商、移民屯垦、假民公田,不仅收回了货币发行权、盐铁经营权,还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酒榷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加强了对经济的管控.
司马迁写《平准论》,叙述的就是汉初以来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汉武帝实行强化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评议.他认为由于国家强化了干预,汉初以来几代人辛勤积累的财富可能一耗而空.司马迁认为应该“善者因之”.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异曲同工.
后代有学者说“读中国书未读《史记》,可算未曾读书；读《史记》未读《货殖列传》,可算未读《史记》”.然而,司马迁倾注了极大热情和智慧为治政者们上的这一堂经济课,长时间里鲜有知音和共鸣.班固著《汉书》就对他的《货殖论》和《平准书》提出了批评,认为汉武帝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英明的；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从崇奢到重商、到国家不干预都是错误的.
对于“班马之争”,后代的统治者显然更喜欢班固,重农轻商、国家干预经济成为历代政策的主流,从而限制了市场经济乃至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到明代资本主义也只“萌芽”而不“结果”,都不能不说和此有关.
（作者为文史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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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档案文献的利用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87年），字子长，西汉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档案文献整理工作者，他用毕生。
2、 司马迁的演绎 似乎历史要汉代出一个史学家与文学家，于是，历史便把一个名叫司马迁的人推到了中书令的岗位上，以此来成全司马迁和司马迁的《史记》。汉代中书令是皇帝。
3、 司马迁求生修国史 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历史学家、文学家叫司马迁。他祖上几辈都是国家的史官，负责记录历史。司马迁年轻时立志继承家业，写出一部完整的史书。他离开长安，到。
4、 司马迁和史记 “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几乎所有小朋友都听过，都知道有司马光这个人。但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的时候，小朋友们应该都长成“大朋友”了。司马迁和司马光不是。
5、 试析司马迁笔下项羽形象 内容摘要：《史记》作为史传文学巨著，其叙事的精彩奇妙、悲壮的文章风格，尤其是对人物的精彩描写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所塑造的项。
6、 论史记中司马迁人文情怀 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融入了饱满的人文情怀，这体现在人物刻画和具体事情的描写以及评论过程中，不但展现了司马迁良好的个人素养，还充分秉承和发扬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