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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左翼乡土小说；革命书写；经济伦理；土地革命
摘 要： 左翼乡土小说家通过揭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获利不义、为富不仁等恶德恶行来赋予土地革命正当性、必要性和合法性.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即便普通农民身上也有着“经济人”的一面,但此种“经济人”意识的生成并非一定会对革命构成阻碍,有时反倒有可能通过农民认识自身利益进而体认到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阶级的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家还非常重视在小说中揭示造成阶级间巨大经济差异的内在根源.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1012508
在阶级社会中,无论是地主和农民,农民和农民,还是家庭内部的成员之间都或多或少表现为金钱关系,构筑起一种交互缠绕的物化网络.中国 领导工农开展土地革命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必然包括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和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恩格斯就曾指出现实中的社会关系“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等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1],政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集中了的经济,它维护、支持或者反对、限制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这就使得远离土地革命实际场域的左翼乡土小说家能够借助经济伦理图景来书写革命,从经济问题、经济现象、经济矛盾等方面来把握土地革命的实质.
一、义利之辩和革命合法性的确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架构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经过历代磨合和调整,逐渐形成以儒家经济伦理为核心,以道家、法家、墨家等为补充的经济伦理思想,其中又以“义利之辨”作为中心议题.从儒家创始人孔子直至南宋大儒朱熹逐渐构筑并完善起德性主义的儒家伦理观,在伦理和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伦理道德要重于经济利益,获取财富时要取之有道,不可发不义之财,在“见利”的同时更要“思义”.深受传统儒家文化浸淫的左翼乡土小说家在作品中也非常注重从儒家正统经济伦理观念出发来书写革命,从“义”“利”之间的关联入手揭示出土豪劣绅、官僚阶层获利不义、为富不仁等等恶德恶行,从而赋予土地革命正当性、必要性和合法性.
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绅士阶层在“义”“利”之间往往会权衡利弊,为维护“乡村共同体”的安全和秩序起见,“富贵人家,常肯救济贫穷；贫穷人家,自然感激富贵”[2]429,在灾害来临之际,“大富户若行救济,则贫民有所依靠,思乱邪心也就会自行消融了.贫民感激并随顺富户,富户就可以使他们安分守己,不会‘一朝暴富’而挑起 ”[2]429.平日里一遇乡民有难,绅士阶层也多会主动出面协调解决.绅士阶层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稳定社会的“减压阀”和“缓冲剂”的作用.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绅士阶层开始没落下去,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式绅士阶层在“义”“利”之间的权衡标准开始倾斜,变得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致使乡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日益尖锐.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业为本,历朝历代都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城市人多由临时居住的“外乡人”构成,因而城乡矛盾并不是特别突出.读书人多倡扬“耕读传家”,仕途通达便高居庙堂“治国平天下”,一旦致仕或退隐时则又返回故乡以求叶落归根、荣耀乡里.晚清科举废除后诞生出的现代农裔知识分子却已开始打破这样的人生循环,多半会选择在城市谋生并终老于此.由此使得“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任滥竽者充数,绅士的人选品质自必随之降低,昔日的神圣威望乃日渐动摇”[3],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循环作用下留在乡村的绅士阶层的质量自然日渐衰退,乡村事务多由劣绅把持.土豪劣绅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结果必然会加剧农村的动乱和农民的反抗.
在萧军《八月的乡村》中,地主王三东家平日里对待佃户们十分苛刻,佃户老孔老婆死时是用一张破席子卷着埋到土里的,王三东家却充耳未闻没有依例捐助棺木,临到危难之际他却又召集佃户们护卫其宅院,口口声声说地主和佃户都是一家人,应该互相帮助.王统照《山雨》中的劣绅吴练长有着过人的才干和心计,凭借着其灵活的手腕,在各个时期都能应付自如,表面上以地方保护者自居,暗地里却大肆刮取金钱.借着向各村派款征粮的时机从中谋利.乡绅的蜕变也逐渐引起乡民们的警惕,他们开始认识到“现在这些官府,绅士,他们的本身已经变了等他们在自己的能力中尽着想去收获——金钱的剥取,责任的意义他们早已巧妙的给它改变了颜色.”[4]如果说在吴练长身上充分暴露了旧乡绅腐化堕落的一面,那么在新绅士小葵身上则更显出卑劣无耻的一面.小葵受过新式教育,他打着兴办新式学堂的旗号要村民们捐资助学,却将钱财贪污一空.正是以吴练长和小葵为代表的新老乡绅的贪婪无耻和残酷压榨使得乡村的阶级矛盾陡然变得激烈起来,而陈庄长所代表的旧式乡绅的式微则意味着传统乡村社会矛盾的修复和调节力量正在逐渐消耗殆尽,最终农民们将会因无法忍受残酷的剥削压榨而酿成剧变.
在叶紫的《鱼》和《偷莲》中,农民们之所以会走上反抗和斗争道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主恶霸垄断水产资源导致农民们陷入经济困境而引发的.《鱼》中的黄少爷为霸占渔业资源,竟然不顾廉耻地唆使侄儿和长工趁夜偷盗农民养的鱼；《偷莲》中的地主少爷则卑鄙地想要趁着夜间调戏来采莲的村姑.梁立春在被地主逼上绝路之后不得不奋起抗争以求得活路,而云生嫂等农村妇女为了能够在湖中采莲则和地主少爷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其次,平日里乡绅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遇到灾荒时节他们非但不赈济灾民,反倒将此视为盘剥农民的绝佳机会,大发不义之财.如丁玲《水》叙写发大水时无数农民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而地主少爷们却跑到魁星阁边吃酒边观看这“好景致”；张姓地主囤积居奇,粮价涨了六七倍还不舍得卖,因此成为巨富.叶紫《丰收》中云普叔一家因接连灾荒生活无以为继,不仅饿死二口人,还被迫卖掉了女儿英英,而何八爷等却将米粮借贷出去以坐收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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