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民族文化史诗空间意识呈现是关于民族文化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民族文化的意义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文章以阿来小说《尘埃落定》为例,分析当代新边地小说中民族文化史诗的空间塑形,并从三重他者化的形象塑造策略、傻子叙事视角的悖论、民族国家内部秩序和外部形象的双重定位几个方面,指出由于后发现代境遇,该类型小说试图通过建构权力关系镜像,形成“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参照,因此也具有文化抵抗和文化复制的悖论意义.
关键词：尘埃落定 新边地小说 民族国家叙事 空间塑形
小说《尘埃落定》,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边地小说热”,浪漫的康巴风情,神秘的宗教启示,傻子土司的传奇人生,“四土之地”百年沧桑的历史巨变,都使这部小说备受赞誉,并被称为“藏文化的民族史诗”1.第五屑茅盾文学奖在颁给《尘埃落定》的获奖词中说：“该小说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2今天看来,该小说不仅是“藏族文化史诗”,更反映了90年代文化转型的背景下,中国小说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脱离革命和启蒙的视野,重塑“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的民族地理空问想象的努力.同时,这个过程也表现了多元化表象之下,90年代中国文学“再造宏大叙事”的纯文学话语所彰显的内在叙事矛盾.
通常意义上,现代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通过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描绘,取得一种象征性,或者说寓言性阐释.这些阐释常需要外在叙事表征,如宏大时空跨度、主体性人物、重大主题等.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民族国家叙事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空间大幅度的拓展.那些“边地文化体验”,常以“前现代”面貌复活,并展示民族国家内部不同空间所具有的权力火系和等级层次,以此建构“文化复兴现代中国”的整体性想象.这种整体性现代想象,存内部空问权力关系上,不能等同于西方现代性内部的文明/野蛮结构,而是由于后发现代的文化境遇,试图通过建构权力关系镜像,形成“对内”和“对外”的双重参照,因此也具有“文化抵抗”和“文化复制”的双重意义和内在悖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边地小说”,起源于20世纪初的边地抒情传统.沈从文、艾芜、端木蕻良、骆宾基、萧红等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边地小说.这些边地小说是一种“巾吲想象”,有着作为整体的中华文明弱势地位的“创伤平复”心理.它们或将“边地”改写为美丽而落后但又有巨大生命力的“国家的一部分”（如艾芜的《南行记》）；或将之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建国神话的抒情颂歌（如玛拉沁夫的散文）；或将“他者”想象为牧歌化对象（如沈从文的《边城》）20世纪80年代,中国再次出现“边地”文化想象热潮,如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马原《拉萨河女神》,以及以韩少功、郑万隆的创作为代表的寻根小说等.80年代的边地小说,一般负载强烈启蒙意义和现代化意识,如文明和野蛮的纠缠,或带有先锋语言实验的神秘色彩.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这些边地小说,特别是寻根小说,“和其说真实地呈现了这些边缘族群的文化,不如说它再度凸显了这种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书写机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因此,完全可以将这些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看作主流或中心文化的自我形象的投射.”1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发育,“想象边地文化”“消费边地经验”,不仅成为西方对中国新一轮“他者化”的文化需要,也成为“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这个“新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内在要求阿来的《尘埃落定》、迟子建的《伪满洲围》、范稳的《水乳大地》、杨志军的《臧獒》、姜戎的《狼图腾》等作品引人注目,“边地”作为民族国家想象的“地理设置”,既符合文化消费市场对“边地传奇”的好奇心理,又以其“国民文学”的内在追求,积极拓展民族国家叙事的空问领域,并以此形成了“多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的空间秩序想象.这种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空问拓展,不是借助“中国边地”和“边地中国”的双重弱势地位,构建乌托邦审美想象,也不是以革命叙事、启蒙思潮来重写“边地和中国”合二为一的故事,而是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下观”有关.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中,征服者并不控制边地居民的肉体,或改造边地的礼会空间结构和内在规律,而是满足于“象征性”的宗主关系,利用文明的物质优势和道德超越性,形成对边地的松散权力控制和强大的文化凝聚力.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天下观”被“现代民族吲家观”所替代,然而,在90年代边地小说中,却以对“边地”的“他者化”复活,不知不觉中,使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表述,重建了具有传统“天下观”气质的国家内部空间权力关系.
阿来的《尘埃落定》,是90年代边地经验表述的典型代表.然而,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对该小说的藏族文化的民族属性表示质疑1.有论者认为,该小说通过文本对话性,实现了“和在深邃神秘的藏汉文化背景下的作者原始/宗教艺术思维的契合天成”2.而对该小说中汉文化和藏文化、西方文化的冲突性,大多论述都避而不谈.其实,《尘埃落定》的实质,恰是要将此书写给全体中国人.阿来将藏文化“翻译”为一种可和汉族文化“通约”的语言、意象和情绪,以满足民族国家叙事对“边地”的想象.对此,阿来也多次表示,尽管他的写作受藏文化影响,但更是一个有关总体性、普世性的人性写作.在回避小说民族性的暧昧表述中,人性写作的宏大雄心,更暴露了该小说的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的企图.可以说,在这一点上,《尘埃落定》延续了寻根小说的内在逻辑,有所不同的是,阿来并不是简单地以一种“汉族中心”的态度去将藏文化“他者化”,而是通过塑造了一种隐含地“全球化”的民族共同体想象,从而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和当代藏文化的“共同”命运,以及“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的主体渴望.
正如巴柔指出：“他所有形象都源自一种自我意识,它是对一个和他者相比的我,一个和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等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制作了它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和说明了他们置身于其间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空间.”3中国民族国家形象,也是通过“他者”塑造的“自我”.然而,《边城》等边地小说,虽渴望展示边地文化的魅力,可内在文化逻辑,却是将“湘西”等同于“中国”,抹杀二者的差异性和权力支配关系,进而造成相对于西方的弱者化的“牧歌乌托邦”4,这种情况在新时期寻根文学之后更加明显了,正如美国学者所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后来又加上从国外进口的文化明显的空虚,似乎在中国种族/民族主义的核心里留下一个空白,使得一些文化制作人和国家文化制造人都转向少数民族文化,把这些文化当作现存的真实性的源泉,这种做法给原始的和传统的东西等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5《尘埃落定》的叙事策略,却巧妙地对“边地”进行隐蔽的“多重他者化”,试图在不知不觉中将“中国”在现代意义上树立成历史理性主体.《尘埃落定》的复杂性还在于,该书表达出了对“边地”历史理性批判和牧歌乌托邦的双重情绪.这种双重情绪,在文本中不断冲突,进而破坏整体和谐感,这也表征了90年代全球化背景下完成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难度,作家努力通过“多重他者化”,树立民族国家内部以现代性为坐标的权力结构关系.然而,作为被动现代化的中国本身,在全球化秩序中也处弱势地位,其现代性进程,依然是尚待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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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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