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权力·人性·人格萧军延安日记解读是关于延安日记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延安日记读后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兽性、人性、地方性、民族性、国民性等这是一个连接的东西.我应该深深地研究它们,要抓住它的最终的本质,表现它,提炼它,美化它等”[1]
（萧军,1941年11月16日）
香港地区是境外现代中国人物传记的重镇.对以真实性为生命的传记而言,香港有着相对自由、开放的政治文化空间,因此比较有利于各种声音的表达.曹聚仁20世纪50年代早就说过,他就是“为了写许多的传记,连自传在内,才到香港来的.”[2]几十年之后,北岛还针对其作品在大陆出版时的体无完肤如此慨叹：“幸好有香港,给我恢复本来面目的可能.”[3]但遗憾的是,除了寒山碧先生的《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2003）等少量著述外,香港传记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这恰恰是笔者近期的研究任务.萧军的《延安日记》2013年夏在香港出版,产生了较大影响,本文尝试对其进行考辨和评析,阐明其传记价值.
一、日记出版之路
1942年6月4日,萧军在日记中如此写道：“我将来写一部连续性的自传体小说,什么也不管,第一要真实,中国不能写我到外国去出版,去写.就以我的日记为底本.我要向人类呈现我这人,让他们去解剖.”[4]这句话充分表达了萧军希望通过自传写作来记录真实的决心,也揭示了他通过延安两年的实际经验所获得的对 政治统治性质的体悟和预见,因此为了保证自传的真实性,有必要到国外去写作和出版.此后,萧军多次思考这一计划,也着手准备,并拟定了书目,包括四部：“《乡村》,《都市》,《军中》,《祖国》.”[5]力图把自己所思所见完全写出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自传系列并未最终完成,仅写出了关于童年的部分生活片段,大致是从出生到10岁左右的经历,以《我的生涯》为名发表于1947年、1948年的《文化报》.[6]因此,他留下的最重要、最完整的自传还是长年不懈记录的日记.
果不其然,70年后的2013年,即萧军去世25年后,正如他当初悲情预言的那样,代表其部分自传的《延安日记：1940—1945》果真在香港首次公开地完整出版,可见他当初对延安生活的本质的体验和理解是深刻、准确的.这些日记材料确实给他之后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其日记在“ ”中被查抄,并被当成反党的直接证据,使他遭受残酷迫害,被 多年.幸好,萧军凭借自己的意志坚持到最后,活到了被平反的日子,日记也得以保存下来,成为鲜活的历史证据,其意义不可估量.但饱经政治摧残之后,萧军丧失了整理日记、出版自传的兴头,这一工作是由其后人完成的,其出版过程也颇有波折.
在2006年出版的《人和人间——萧军回忆录》中其实就已经收录了延安日记的一部分,但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内容,远非完整.2007年第3期《新文学史料》选择发表了萧军1940年的延安日记（8—10月）,不过编者明确说明,发表的部分进行了删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2011—2012年,《现代中文学刊》重新补充发表了由萧军的女儿萧耘、女婿王建中整理的1940年日记（包含了去延安之前的1—4月日记,5—7月这三月日记已遗失）,但仅仅是这一年的日记.虽然《萧军全集》（20卷）本已经于2008年出版,包含3卷书信和3卷日记,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印数很少,只为少数图书馆、专业研究者和家属持有.而公开面世出售的则是去除日记和书信卷之外的14卷《萧军全集》[7].有必要指出的是,20卷本全集中的延安日记部分,和香港版在文字上基本完全相同,并没有删改.但遗憾的是,前者缺少了1941年9月22日至12月30日的日记,约3万字（中有对 、朱德等人的多处记录,颇有价值）,大约是在整理时未能发现这本日记,后来在香港版中进行了补充.此外,香港版还增加了十几幅相关人物的照片和影印的信件.由此我们依然可以说,时至至今,萧军日记的完整版本在大陆尚未公开出版.
说到日记在香港的出版,萧军的长孙萧大忠是如此考虑的：“本书涉及了不少 领袖人物和文化名人,在大陆出版必然有着繁琐的程式和冗长的等待时间.”因此在北岛的推荐下选择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在香港出版.这正是对其祖父早年忧虑的回应,也正是因为在境外出版,并且在保存历史真实的信念之下,日记最终以原始的完整面貌问世,“尽其所能,不作删节,全部发表.”[8]这是对萧军,也是对历史的最大尊重.不过要说明的是,所谓完整也未必绝对,书中有若干处出现“×××”的字样,一些人名被抹去,但出版者并未进行说明,因为原文如此,还是辨识不清,或者是有意隐去等.这就需要进一步验证考辨.经查阅发现,在《人和人间——萧军回忆录》,以及萧军的女儿、女婿所写的《关于萧军日记》（《新文学史料》,2007年3期）中可以知道,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原文字迹模糊的结果.这种说明应当是可信的,因为日记中关于许多政治文化名人（ 、贺龙、王震、周扬、丁玲、艾青等人）的话语都是完整的,没有用“×××”的符号.
那么,萧军延安日记的重心何在呢,他如何看待延安和自己的?这正是这部重要文献的价值所在.
二、权力·党性·人性
上文题记所引萧军写于1941年11月的一则日记,可以看作他对日记写作的功能的理解,也暗含了他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此时萧军到达延安一年半左右（他1940年6月到达延安）,却已见惯了“党人”的各种特权、卑鄙、庸俗和阴险面目,作为一贯性格耿直、敢于犯上的“非党人”,他受到各种排挤、打击,也见识了某些朋友的忘恩负义,因此和官方关系紧张,感觉甚为失望.经过几番思想斗争和反复思考,萧军基本上对自己的志业进行了定位：坚持作家身份,放弃政治诉求.而且和某些作家不同,他始终深受导师鲁迅的影响,以“人性”“国民性”而非“党性”为根基和出发点,超脱党派、阶层的局限,如大侠一般“以天下人管天下事”[9]（1941年2月25日）,实施“新英雄主义”,深入挖掘“兽性、人性、地方性、民族性、国民性等”,他要特别对其中的阴暗丑恶等缺陷进行暴露,目的自然是人性之醒悟和改良.随后他那以记录真实为目的的自传小说之计划,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突出对人性的刻画：“使人们知道一个人是怎样复杂而又单纯的动物.”[10]这正是萧军日记的独特和可贵之处.
总结:本文关于延安日记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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