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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的声名在外,除了得益于古城的规模保护,明清时期富庶的晋商更是功不可没.有一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华尔街就在平遥,也有一说是在孔祥熙的老家太谷县.不论是在哪里,晋商在中国商贸金融史上注定要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跋涉千里咸善谋生
山西在古代算是资源贫乏之地.明代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耕少.”资源匮乏的山西人又是如何实现“小康”的呢?可在清代文献中找到答案.清代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究其原因,晋商的富庶还与当时的“政策引导”有关.
明清时代晋商的富庶并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的群体现象.清代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当时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等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等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等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清朝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晋商的富庶,余秋雨在其《抱愧山西》一文中讲过一段孔祥熙和宋霭龄的故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也就是清朝灭亡后的民国初年,住在上海的孔祥熙夫妇,开始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孔祥熙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当然也是宋霭龄第一次到丈夫的老家去.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以宋霭龄之见多识广,都感到惊异,可见晋商有多富庶了.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都住在太谷.
利以义制名以清修
谈晋商,票号是绕不过去的.正是晋商发明的票号奠定了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清代道光三年前后,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升昌”票号在平遥诞生.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至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如同今日金融与商业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样,山西票号的产生与晋商的事业越做越大密切相关.清朝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晋商一些大商号规模逐渐壮大,成为全国甚至跨国“企业”.这些大型商号在山西设总号,在外地设分号,形成了跨地区经营的商业系统.在此种情形下,大宗的批发运销带来巨额现银的解运业务,于是一种新的解款方式——票号汇兑便应运而生.“日升昌”当时专营汇兑兼营存放银.三年之后,在山东,河南、辽宁,江苏等省先后设立分支机构.19世纪40年代,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其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竟多达22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这22家票号,在全国各地相继设立的分号又有400多个,承揽各地上至官银、税赋、军饷,下至商号店铺和个人私银的汇兑,存放业务.
正因票号起源于此,平遥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故有“进了平遥城,银子元宝绊倒人”之说.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说,“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
如果想发思古幽情,游人仍可在平遥追寻到中国现代银行祖师爷的足迹.“日升昌”创始人雷履泰旧居犹在.该院在平遥西大街,坐北向南,包括东西两院及后院.西院内宅辟于八卦中“巽”字方位,坐西向东.南厅三间临街高筑,五檩前后廊式,正厅与南厅同,东西厢各有鹌鹑尾式单坡山顶房三间,举架甚高,出檐深长.东院是四进院落,里院正窑五孔.每进院东西各有厢房三问,后院正窑五间带前檐,窑上连木结构楼房五间,栏杆饰件,用料粗犷,图案简朴.总之,雷宅特色可以概括为“三高”,即高台基、高屋身、高举架.坚实牢固的深宅高墙,朴质无华的建筑工艺,表现雷履泰这个“日升昌”票号创始人丰厚的家财和务实的创业精神.
唐代的白居易在诗歌里面讲“商人重利轻别离”.晋商却是将重利与道德修行联系起来.明代一位著名晋商王现晚年对其子弟说过这样一段话：“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天之鉴也.”简而言之,有了清白的名声,有了忠诚和信义,还愁没有利吗?晋商的这种仁义精神在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和电影《白银帝国》中均有表现.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因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走红.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200年.
除了乔家大院,山西著名的晋商大院还有渠家大院,申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大院等等.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像乔家大院一样经过漫长的时间而形成的.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距今天已有400多年了.而那些仍在现代经济大潮中起伏上下的山西老字号则是另外一场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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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明清晋商和徽商兴起原因其商业伦理 摘要：随着明清帝国的建立和地域版图的重新划定，明清的地域文化往往被重塑成一定的原型模式，晋商与徽商就是在此时兴起的两大比较活跃的商帮势力。二者都。
2、 晋商、镖局和山西武术文化 摘 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晋商、镖局与山西武术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晋商的繁荣发展运用而生了镖局，而。
3、 晋商文化下晋作家具 摘 要：晋商大院作为山西数量众多的地上建筑文物，反映出了具有山西地方特色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高度在山西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笔者。
4、 晋商文化对灵石民众价值观影响的探究 摘 要 晋商曾是我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商帮，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所形成的晋商文化及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在中国的商业文化史上，晋商文化曾产生了强大的作用力。
5、 晋商文化 一、晋商文化的形成及其精神表现（一）晋商文化的形成晋商商邦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影响。晋商产生于明清年间，晋商贸易大军崛起于山西，在当时的社会。
6、 晋商遗产嫡庶之争背后 父亲更喜欢看到子孙数量繁衍得越多越好，母亲则更看重繁衍的质量，当家族的新一代嫡庶共存时，企业的控制权又将何去何从？《甄嬛传》里各宫争宠夺权还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