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丁帆回到时代现场体悟文学是关于丁帆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丁帆 沈阳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卢欢,80后,湖北某媒体文化记者.关注出版动态,遍访文化名家;喜好阅读,“为了让所有的善意颗粒归仓”;带着谦卑、耐心与好奇心,深入这个世界的细节,观察它的微妙,捕捉丰富的过渡色彩.
文学作品的内容一定要有人文的巡视,这就是以三个元素为唯一标准：人、人性、人道主义.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最低的价值底线,在中国来说也是最高的诉求.没有这样的情怀,任何题材的作品都写不好.
他嗜书如命,追求知识却不屑赁于名利场,而是作为生命的升华;他下乡六年,深切了解中国的乡村与农民,对大饥荒等现实苦难难掩愤懑式怜悯;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里活跃多年,他学识渊博,敢说真话,坦诚热情,以“独立之思想”感染人等
在南京大学,丁帆老师被学生们誉为“学术男神”,这并不奇怪.今年4月,他和作家贾平凹应华中科技大学之邀,驻校讲学两周,让武汉高校学子有机会目睹这位标举人文知识分子精神的学者风采.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时间里,丁帆对各种话题信手拈来,侃侃而谈.当我们停留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窠臼时,他宣称要厘清新旧文学的分水岭,要让文学史研究回到常识,这无疑显示了一个文学史家的胆识与无惧情怀.
但他并不满足做一个象牙塔里的学者,时而将目光聚焦现实,思虑着在当下社会如何推进人文进步.作为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和《大学语文》的编写者,他坚持“走一步、退半步、再走一步”的螺旋式前进之路径,希望慢慢地给现在的文学教育注入足够的人文性,体现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良苦用心.
流淌着俄罗斯不屈精神的以赛亚·伯林和批判东方主义者的萨义德引起他内心的强烈共鸣.他坦承自己近二十年来一直在思考着关于知识分子的良知的问题.
然而,古语有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当市场经济大潮裹挟而来时,有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能自觉把责任扛在肩上呢?
这次采访也让我记起英国哲学家、文学家罗素曾说过的一句话：“世间有三种激情,虽然简单,却异常强烈地支配着我的生命：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难以遏制的怜悯.”我想,丁帆正是这样一位充满三种激情的人文知识分子,他的激情从未偏离以人为本位的轨道.
明确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追回现代文学史最初七年
卢欢：我们都知道,您主持编撰的《中国新文学史》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多维度的创新阐释.这本书与其他文学史写作的区别是什么?
丁帆：过去写文学史都是大兵团作战式的,很多老师带一大帮博士生写.这就容易造成观念不统一、语言风格差异性大的问题.我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史》时,就找了两三个年轻教师,统一编辑思想与价值理念,尽量保证风格一致,花了将近两年时间写出来了.
过去的文学史主要是以社团流派作家作品为主干.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我们试图对那些被认可的或者重新“发现”的作家作品做出新的解释和评价.比如说,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的早期作家废名、沈从文、张爱玲等被重新定位为中国文坛的大家,其中有一些客观评价,但是不是要把他们拔得那么高,我们是存疑的.至少我觉得,他们并没有达到鲁迅那样的高度.再比如,茅盾在“十七年”期间被捧得很高,《子夜》被视为他的代表作,1980年代又被贬得很低.而客观来看,茅盾最好的作品是《蚀》三部曲以及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的《创造》《诗与散文》《自杀》《一个女性》《陀螺》和《昙》.
卢欢：书中将民国元年作为中国新旧文学的分水岭,首章着重论述了“新文学三十年的晚清因素”,这似乎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分期理念.您是基于哪些考量做出这种重大论断的?
丁帆：我们现代文学史通行的逻辑起点都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本准绳的,即,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现代文学起点.即便是钱理群他们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也是以此为基准的.我常想,五四是从何而来的呢?答案应该是从民国成立而来,因为国体政体的嬗变就决定了五四新文化的诞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发布了亚洲最先进的《临时约法》,才有了言论、结社、出版自由,才有了《新青年》杂志,才给了五四学生运动一个爆发的契机,才有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出现.这个逻辑环链是清晰的,写文学史就应该尊重这个理路.
不管是从1919年,还是1915年,抑或1917年算起,作为现代文学史的起点都是不科学的.中国文学的分期历来都是以朝代更迭来划分的,为什么在界定新旧文学的分水岭时就变了呢?实际上,现代文学史的断代是很明确的,就是从1912年开始,现代文学史是三十七年,我要追回现代文学史最初七年（1912-1919）的历史.还有,在写文学史时,有人将晚清和现代并联起来,统一在现代文学的时段里,这是不妥的.我觉得,文学史断代一定要切割清楚,要明确新旧文学的分水岭,不能有丝毫模糊.
卢欢：现在看来,这部书在文学观念上有哪些超越性,还存在哪些体例上的限制?
丁帆：以前谈百年文学避不开要谈民国文学.早在2003年,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就曾提出将中华民国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命名,同时主张将当代文学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显然那时候时机并不成熟.我是一直拖到2009年才在现代文学年会上重新提出百年文学的概念,为迎接国内即将开始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热潮做准备.2009年9月,我在成都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做了一个《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的主题发言.当时,学术评点人赵勇就认为,这种大文学史观将在今后十年形成热点.我的这篇文章《新华文摘》2011年第6期也转载了.我之所以提出大文学史观,就是希望整个学术界回到文学历史常识上来讨论问题.可悲的是,我们现在还把这个问题当做高端的学术论题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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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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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对文学新时代 会议主题有个词叫“新时代”，我想，这不完全是一个政治词汇。于文学而言，这些年来也有新变，甚至是巨变，在文学写作、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都有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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