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比较和是适合中等收入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2017中等收入标准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未来5～10年,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看,日本、韩国等赶超型国家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之处在于跨越期进行了及时有效的供需双侧改革,而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和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的教训各有各的不同.通过对这三类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分析可知,未来,我们必须正视和反思几十年来高速增长过程中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在保持本国经济自主性和掌控力的基础上,主动从供需双侧入手,加快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新旧发展动力的顺利转换,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協调发展,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加快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消除绝对贫困,壮大中产阶层,构建“橄榄型”社会,同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培育壮大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大幅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11-0008-07
一、日本、韩国等赶超型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共同经验
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在二战后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紧紧抓住国际产业梯度转移的机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顺利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动力引擎.同时,收入分配结构更加合理,中产阶层随之成长并在政策主张上拥有一定话语权.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便跻身高收入国家之列,形成一种供他国学习借鉴的“东亚模式”.
(一)供需双侧发力,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力的有效转换
1.在供给侧,产业结构及时转型升级,形成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日本是用较短时间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顺利“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从1974年人均GDP首次突破3 000美元算起,到1985年的11 466美元,日本仅用11年就从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在这过程中,日本政府通过“追赶型”发展战略,运用政府干预工业发展的模式,引进先进技术,加快产业升级,后发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日本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引导下,农业占GDP比重迅速降至10%以下,工业完成了从以纺织和食品等为代表的轻工业、向以钢铁、化工、机械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再向汽车、家电、精密机械、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两次转型升级,并最终完成工业化.同时,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见图1）.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逐步确立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新战略,通产省在《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中明确提出了技术立国的方针,其研发投入也不断加大,占GDP的比重超过3%,比同期的英、美、德等国都要高.同时,较为发达的教育体系使其国民的平均素质得到快速提高,为工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韩国是短期内顺利跨入门槛、之后经历波折、最终稳定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代表.战后韩国的经济基础较差,1953年的人均GDP不足70美元,但随着政府干预下超越型战略的有效实施,韩国经济实现了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的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从1987年的3 628美元增长至1995年人的12 403美元,仅用8年的时间就从中等收入成为了高收入国家.但随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经济有所回落,直到2002年才算真正稳定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此计算,其从中等收入到真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用时间为15年（见图2）.
与日本相似,韩国政府初期同样采取政府主导模式.随着农业占GDP比重的不断下降,韩国有效承接了西方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纺织业.20世纪70年代,又承接了日本转移的钢铁、冶金等重化工产业,在此基础上,政府进一步政府重点扶持造船、汽车、重机、石化、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了新一轮工业转型升级,到1991年,其工业占比达到42.6%的峰值.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正值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为避免经济持续下滑,韩国政府再次调产业结构,形成了新的以半导体、新材料、精细化工、数字电视、生物新药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工业和服务业,从而确定经济快速复苏增长,最终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见图3）.
2.在需求侧,经济结构实现了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
日韩产业结构升级与需求结构调整密切相关.日本池田内阁曾于1960年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了一系列有效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完善了社会保障体系,大幅度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形成了稳定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实现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换,成为日本经济进入黄金时代的起点.韩国通过20世纪70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和80年代末期出台的《最低工资法》,大力促进普通居民收入增长,并通过提供现金或实物补贴等方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居住、医疗、教育、生育等多方面救助,同时采取一系列减税、降低公共事业收费等措施,使得消费率持续上升,形成了“两个60%”的稳定水平,即消费率和服务占比均超过60%.
（二）城镇化的有效推进和收入分配结构的逐步优化推动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
经过初期的经济快速增长,面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日韩两国政府均开始有意识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和韩国的“新农村运动”,两国有效地缩小了城乡间、阶层间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明显下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日韩分别顺利实现了向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转型,形成了“两个70%”的稳定结构,即“中间阶层”人口占比和城镇化率均超过70%.
（三）政治结构根据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进行了及时调整
经济结构的变化会对政治结构调整提出相应要求.日本虽然是自民党长期执政,但在野党和社会组织的监督力量较强,同时党内有派,形成了党内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有利于不同群体利益的表达.韩国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先民主后威权再民主的转换过程.这种政治结构的民主化转型,使得韩国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更多地听取中产阶层的意见,极大地化解了各种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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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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