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化自信和当代文学的反思批评是关于对写作当代文学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当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2016年,适逢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全国,随自上而下的文化推广之势,经由各类文化资金的注入,两位剧作家的作品做到以多途径、多风格地搬上舞台.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以莎士比亚为主题,14部莎翁剧作由10位中国新生代导演以50分钟短剧的形式,带进了北京的小剧场.戏曲界,汤显祖“临川四梦”的“乡音版”开启了全球巡演之旅,经典的昆曲版,实验的戏曲版及创新的话剧版也陆续于全国大型剧场和剧院公演.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使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获得了广泛大众的关注.在学术界,纪念及研究文章亦是异彩纷呈,议题多样,数量可观.文化建构与学术热议的语境,也使做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批评家李建军所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出版适逢其时.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以下简称《并世双星》）应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类著作.平行研究强调可比性,将来自不同国家,无影响关联的两位诗人、剧作家加以比较,论述其异同,总结出作家素养、作家与时代的关系等带有规律性的论断,以说明写作前提与方法上跨越时代与民族的共性.最早将两位文学巨匠联系谈论的是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他在《中国近世戏曲史》（成书于1930年）中称二人为“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拉开了二者比较研究的序幕.《并世双星》之前,撰文比较研究的重要学者有赵景深和徐朔方等,旨在挖掘这两位剧作家的生活遭际和剧作风格的异同.近年来,比较研究的内驱力发生了偏移,二者比较背后显示的是对当代文学现象的不满,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跨文化研究中的新课题（如文学翻译问题,后殖民理论视角下的西方中心主义等议题）也渗透到传统的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并世双星》也带有这种新视角的特征.
生活于同一时代并不足以令人信服地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比较研究,而来自不同国家和语言中同一类型的作家则何其多矣！即便对可比性存疑,我也不认为“汤显祖究竟有没有莎士比亚伟大”是个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自问,只是借用了莎士比亚作为参照.问题的发出者并非要在二者间轻分轩轾,而是试图表达以下疑惑：一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没有在文学高度和文化影响力上可以称做到上伟大如莎士比亚的作家?二是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如何探索出一条主动积极、公平对等且行之有效的文化建设路径?以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李建军的著作恰恰触及这两个问题,且值做到进一步深入探讨.
《并世双星》洋洋39万字,共7章.其中,第3—6章各以两章分别讨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实为视角独特的作家论,内容包括汤显祖的“心意状态与写作风格”“戏剧写作与精神向度”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的意义世界”和来自不同民族的作家学者对他的“阐释”.第2章将《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并置,分别从女性形象、叙事策略、戏剧类型和花园意象的角度论述,是典型的平行比较,论说相当精彩,颇具洞见.第7章“伟大的共同性：人格、人生哲学与再度创作”透露了著者强烈的反思意识,论述指向对于当代文学和文化问题的忧思,希冀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伟大经验中获得启示.确实,批评家李建军具有鲜明的反思意识与直言精神,对于流行以表扬、肯定为主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来说极为难能可贵.在本著作中,即便对历史上的大家、大师言论中存在的偏见与谬见,李建军也敢于质疑并坦率批评.他以专節篇幅批驳王国维有关“明清戏剧为死文学”的论断,对于托尔斯泰贬抑莎士比亚的言论进行了深入分析,至于一些西方新潮理论论断如“作者已死”等,他也以强调“研究文本与作者的内在关系”的批评实践加以纠偏.总之,写作这本以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为主题的论著,其动力源与问题意识,正是来自李建军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反思.
在探讨研究方法的第1章,“兰有秀兮菊有芳：如何比较与评价两位巨擘”,著者提出了两条关系线索辨析论题：一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二是两种语言之间借助翻译交流而出现的不对等性.虽生活于同时代,但两位作家身处完全相反的环境.莎士比亚赶上了英国历史上崭新而健全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氛围宽松、自由,君主开明,人才辈出,莎士比亚幸逢其时,盛世造就了他.汤显祖则是平庸时代创造文学奇迹的典型,所处的社会氛围落后、野蛮,汤显祖是“他自己时代的受害者,他的文学成就,全然是与‘恶时代’巧妙周旋的结果”（P28）.汤显祖虽不幸生逢乱世,却也创造了伟大作品.两者相比,著者感慨于汤显祖的更加难做到和了不起.但根据著者推断,盛世乱世似都可产生伟大作家,故对于这个论题而言,时代决定因素委实不能奏效.在论述语言因素时,著者明确提出“一定要考虑到汉语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差异,以及由这一差异所带来的不可比性”.汤显祖的文学语言“作为一种有着古老历史的‘深度语言’”,“根本上是排斥翻译的”（P33,34）.著者表达了对包括汤显祖在内的部分中国文学大家在跨语际文化交流中的难以“走出去”之憾.对母语的热爱或许使著者的情感因素占据了主观,若非精研东西方语言的学者和作家,恐难单纯从语言比较的角度轻易推断汉语与其他语言孰高孰妙,然“可译性”问题却可以成为具体的翻译研究与语言比较的切入点.换言之,与其在没有充分依据的前提下论证汉语的优越性,不如将问题转至文学语言的研究及普及教育上.
虽然研究的是古人,观照的却是今时.文化不自信,“走出去”的迫切感,源于现代并延续至今.故“并世双星”之“并世”以及“兰有秀兮菊有芳”,如其所言,强调的是两位作家同样伟大,且各有各的伟大之处.《并世双星》通过分别考察两位大作家的生活时代、性格遭际、作品风格、接受状况等情况,提请读者反复回到当下,联系当代中国的文学现象和文化话语,以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为参照,思考作家的修养人格,不屈的意志,自由的心智等,思考文学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同时,也思考在民族文化建构,跨语际交流中,如何做到在主动的文化交往中体现我们自身对世界文明的责任,如何将当代的文化实践建立在反思的基础上,并找到更具前瞻性和持续性的实践方案.
从各章节的关系看,《并世双星》宛如一款精美的拼盘式的文化料理套餐,读此书,我们既可欣赏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伟大与不朽,也能检省当下中国的文学环境,时代氛围,作家与文化人的心态,以及文化政策制定者和基层落实者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和做法等.故此,我想从李建军提出的问题出发,对“文化自信”和“走向世界文学”议题做些简要的思考.结合《并世双星》,将思考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从汤显祖看如何盘活传统文学；其二,以莎士比亚为例探讨文化传播；其三,世界文学时代已然来临,我们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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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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