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评论和反思——中国古代史的国际视野学术会综述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中国古代史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中国古代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历史研究发展的重要节点,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现代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不断经历创新,遭遇各种挑战,推出大量成果.时至今日,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多方面呈现繁荣态势.从国际学术的视角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观念、理论、方法、模式进行深入研讨,总结和反省当代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成绩与问题,以求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前行,已经成为学界同仁的共同使命.
2017年6月16至18日,由《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古代文明》三家学术期刊共同主办的“评论与反思：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学术研讨会”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会议在筹备阶段采取特殊邀请与公开征稿相结合的方式,对已在中国古代史各领域研究取得相当成绩的资深学者发出邀请,同时在网络媒体公开发布征稿启事,继而对来稿进行遴选,最终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日本的近50位学者与会.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合计60余万字.整体来看,提交会议的论文议题丰富,视角新颖,从理论思考到具体问题研究,通过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视野进行思考,提出了一些颇有深度的见解.会议论文集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兹将本次会议的特色和取得的重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何为国际视野?
中国古代史研究需有拓展的国际视野,是本次会议与会学者的共识.彭卫指出,透过国际视野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的走向是大势所趋.思想、视野在碰撞激荡中能够激发出更有价值和生命力的学术命题.中国古代史研究要处理好本土知识与外来知识的关系,历史事实与当下经验的关系,进而一定程度上实现“通古今之变”.在对国际史学理论、方法的感知和反应上,中国学者要改变以往“慢半拍”的情况,尽量开阔眼界,经过借鉴和反思,确立中国史学工作者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李振宏指出,总结和评价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成绩和问题,要使用历史批判的思维.正确的批判和反思,必须采用国际的视野,也就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历史大框架中,以国际学术界的新理论和方法关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脉中国学术.这种批判性的研究,恰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应有的魄力和气度.李治安认为,放眼国际视野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大力引进学习海外理论方法,借鉴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包括中国历史；二是注意根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及时进行中西对比；三是拿出自己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争得中国自身更大的话语权.李华瑞讲到,当下中国历史学者的研究并不缺少国际视野,缺少的是对国际学术的积极参与和建立自己学术话语的自信.对于西方的理论,要从重视向反思转变,不能亦步亦趋,不辨真假地盲从,同时也应正确看待西方中国史研究的贡献.赵轶峰指出,当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无疑比先前的时代向前推进了很多,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学问.当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必须置身于国际学术的语境中,尤其是代表学术发展未来前景的年轻学者必须形成这种意识,为此做好知识、能力准备.同时,学术需要不断总结和反思,这种反思既包括纯学术问题的反思,也包括关于普遍性人类事务的反思、结合现实的反思.学术的反思也不能限于针对个人研究或某个领域,而要包含学术共同体的群体反省,以及对域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思考.
二、“他山之石”与方法论的自觉建构
现代中国古代史研究在理论方法方面从西方借鉴很多,学者们普遍指出,应该在大力借鉴的同时,对之保有怀疑和谨慎的态度.臧知非《自在的历史与他者的眼光——中国古代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几个问题》谈到,历史是自在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各有特征,没有统一路径和模式.而史学是史家对自在历史的认识过程和结果,受到时代、价值观念、人生体悟、立场方法、思维方式等影响,是自为的结果,具有变动性特征.对于20世纪以来作为“他者眼光”引进的域外方法和理论,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注重中国的“自在”,避免照搬与套用.吴艳红《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理论》对历史研究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做出阐释,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各自侧重不同,历史学注重时间、地点,社会学注重结构与规律.社会学可以为历史学在大的时间框架下观察某一部分细节提供思路,以便建立研究框架,也為解决一些历史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模式.但社会学理论主要基于西方经验,在使用时需要谨慎辨析.她还以社会学家赵鼎新的新著《儒法国家：一个解释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为例,具体阐释了如何尝试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解释和分析中国历史.
“唐宋变革论”曾经在中国唐宋史学界引发很大反响.但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对“唐宋变革论”的反思》一文指出,唐宋史研究应该翻过这一页了.他从以下5个方面解释他的看法：1,唐宋变革论自内藤湖南提出已经110年,国内学者真正关注此论则是在21世纪,而且没有经过对这个论说的细致辨析,是直接使用了关于“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或唐宋社会由贵族向平民化、精英化转变的结论,为自己的研究张目,这是缺乏学术自信的表现.2,唐宋变革论经过内藤湖南的首倡和宫崎市定的改良,成为显说.此说套用近代西方的历史观解释中国的唐宋史,用西方近代社会发展模式比附中国,并不适当.对此,70年代的日本学者、美国学者已经开始反思.3,唐宋变革论的核心内容貌似赞扬中国,实际是内藤为帝国主义侵华理论“国际共管说”做注脚,而中国学者并未注意到其政治目的.4,从范式角度讲,该理论经过日本、美国学者几代人的建构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史观,而中国学者则只用结论,既不系统,也无新意.5,这一结论影响了我们对中唐以后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如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等,仅局限在唐宋变革论是无法看清楚的,必须在更宽视野下审视.
与会学者既有对“他山之石”的审慎思考,也有在方法论上的自觉建构.赵轶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讨论了在国际化研究的共同语境中,中国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工作理念与相互评价的共同尺度问题.他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实证主义已经受到来自哲学、语言学、后现代思潮、历史相对主义等各种来源的批评,但最终,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并没有开出整体上更佳的历史研究范式.应该在兼顾中西两大史学实践传统基础上,对传统实证主义做出必要的修正,其核心可以被概括为新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历史学的要点是：明确承认存在历史事实,承认历史家的基本工作在于尽量澄清历史事实；保持对任何被视为真理的言说和即使“公认”、“共识”的历史知识的反省力,不以任何理论否定事实或曲解证据；接受证据的检验,并自觉寻求反证；宏观与微观、从上而下及从下而上审视历史皆为历史研究应有之义；不因现实价值立场故意忽视或曲解历史事实,不崇尚过度解释；永远致力于扩充证据范围,尊重证据的原始性；积极吸收他学科研究方法中的有益要素；对影响历史认知的非证据性因素永远保持警觉.许兆昌《历史学的叙事边界》针对历史学的叙事性谈到,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叙事属性使得其作为知识的可靠性遭受质疑,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都致力于剥除历史学的叙事属性,构建其科学属性.然而,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本质,叙事虽然造成历史学在知识论领域的局限,但又是历史学赖以存在并发挥社会功能的基本形式.叙事性必然导致的历史理解、历史阐释的多元性,恰是其人文性的体现.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史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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